一九六七年新春告白
未来，遥不可及！
这一段路，即使看不到远处，
但不管路途多艰难、多遥远，
只要我一息尚存，仍然会勇往直前。
将来的佛光山，在辟建上必定是艰苦的！
我要以愚公移山的毅力，披荆斩棘，
持精进的犁锄，戴勇猛的盔甲，
撒菩提的种子，来建立空花水月的道场。
接着，我要把娑婆转化成清净的佛光净土，
为佛陀的文教慧命事业，传灯万方。
各位护法、朋友们：大家好！
冬去春来，韶光荏苒。每当我驻足寿山寺，经西子湾遥望台湾海峡的另一端时，都不禁想着，中国历史的战火一代一代延烧，烧毁了多少家庭、多少亲情？如今这无法投递的乡愁，从那头的港口到这边的码头，像牵引的业力，扣住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两岸。
这些年，在台湾云水的岁月里，到处只见基督教的礼拜堂，香火兴盛的妈祖宫或土地庙，小巷角落还有阴森的扶乩坛。心中感慨系之，佛教的地位在哪里？于是我发愿尽形寿，要尽自己的力量，把正信佛教深植在这片土地上。
“大海有平息之日，业海无止静之时”，唯有佛法可以让这无奈的世界，从痛苦的这边到快乐的那边，从危险的此岸到安稳的彼岸，只有佛教可以解决当前的困境，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社会、为国家带来幸福与和平。
与宜兰念佛会弘法队合影
一九四九年国共相争，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百姓流离失所，在风雨飘摇之际，智勇法师发起“僧侣救护队”，经与孙立人将军联系后，决定召募六百人，以便集体训练。突然，一个变化推翻了原有的计划，为了顾全大局，我临危受命，承担起代理领队之责。当时情况危急，我们晚上连夜赶路，到常州天宁寺，摸黑叫醒睡梦中的同学弘慈、印海、净海、浩霖、以德等诸位法师，一起坐车乘船来到台湾。
后来“僧侣救护队”的因缘未能成熟，参加人员各自解散。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张，还谣传大陆密遣五百名僧侣来台，从事渗透颠覆的工作。我和慈航法师及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外省僧众，身陷囹圄，被关了二十三日。后来，经由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吴经明居士等人多方奔走，才将我们解救出来。那时二十三岁的我，突然发觉自己孑然一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真是到了日日三餐不继的窘况。
庆幸自己还能执笔写文章、编杂志和教书，从笔耕教学中，才得暂时免于困顿失所。感念妙果老和尚的收留，让我落脚于中坜圆光寺，为了报答寺院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之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落叶、水沟、茅厕，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人食用的油盐柴米。
还被派至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三个月，在深山草寮中，我以草地为桌，伏地撰写《无声息的歌唱》；应东初法师之请，主编《人生》杂志；一九五二年应宜兰马腾、李决和、林松年之邀，至宜兰雷音寺讲经弘法，并成立“宜兰念佛会”。为了要鼓励青年入佛，首创佛教第一个歌咏队，那时遭来许多反对的声浪，被佛教卫道人士视为恶魔而讨伐之。
总之，为了使社会大众能有更多机会长养慧命，我用心良苦地设下种种方便权巧，希望能为佛门留下优秀人才。
我一直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一九六四年，寿山寺落成，即开设寿山佛学院、普门幼稚园，培植了百余位佛教青年，更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借由流通佛教书籍来续佛慧命。记得最初计划筹办佛学院时，遭遇重重困难，也有人好心劝我不要办教育，因为教育事业费心费力，纵然有些成果，也无法立竿见影等等。莫说没有人给予真心肯定或赞美，更有人警告我“你和学生会没饭吃”，“你一无所有之后，信徒不敢和你接近”。虽然如此，我仍义无反顾。为了学院的日常开销，一向不作经忏佛事的我，经常到殡仪馆替人念经，到太平间替刚往生的人通宵念佛，为的是能多些教育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