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走路
俗语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世间的道路，前人走过的足迹，后人可以依循着前进；但是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路要走，必须靠自己“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走出去”，才能走出自己的前途。
我出生在江都一个淳朴的农村家庭，由于故乡民风保守，十二岁之前从未出过远门，不但未曾见过火车，也没有看过汽车。虽然家乡距离运河很近，偶尔有小帆船在运河上来去，但我是直到十二岁出家之后，才见到汽艇，才知道有火车。
说来不怕人见笑，记得生平第一次见到火车时，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等稍一回过神来，才对着身旁的母亲大叫：“不得了了，房子在动！”
我就是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长大，直到出家，在南京栖霞、镇江焦山都没有用过电灯，甚至二十三岁到了台湾，最初在中坜、新竹，也没有电灯可用，一直到二十七岁应邀在宜兰雷音寺弘法，才有一盏佛前灯可以共用。
由于生来就很闭塞，自觉在人生路上能帮助自己的，除了双手和双脚以外，别无其他。尤其这一双腿，一生跟着我走路，不但陪着我走遍台湾各乡镇，同时也走遍了五大洲。
说到走路，我从一九四九年行脚到台湾，便注定了我的命运就是要行走大地，也展开了我行走地球的脚步。因为我到台湾后，第一个驻锡的道场是在台湾最东部的宜兰，但我附带的工作必须到南部的高雄寿山寺弘法。
在当时，这一条路往来一趟，即使坐火车也要十几小时以上；由于我每个星期都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乘车、走路，因此就安慰自己：你看，我每周都从宜兰，那是台湾的东部，象征“福如东海”，走到南部的寿山，不就是“寿比南山”吗？我晨在“东海”，夕在“南山”，“福寿”是路，所以我应该走好“福寿”这条路，应该好好发挥福寿的功能，好好创造生命的价值才对。
当然，人生也不能死守住一个地方，因此我刚到台湾时，就从南到北、由北到南，几乎走遍了每个乡镇。我曾在台南长住了三个月，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台南还是一片漠漠黄沙，正在开发海埔新生地。后来有机会住在新竹青草湖，新竹是个“风城”，以风大而出名。相较之下，我宁可有“风”，不要有“沙”，所以觉得人生一路走来，还是很有进步。
在新竹两年后，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兰。宜兰又是一个多“雨”的地方，想到自己最初在台南与“黄沙”奋斗，后来在新竹抗拒“大风”，再来到了宜兰则是饱受“雨水”的困扰，因此我曾在一篇日记上写道：“人生本来就是‘尘劳’，避开沙尘不谈，我现在从‘风城’到‘雨港’，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充满‘风风雨雨’吗？”
尽管人生充满了风雨，尽管当时可以说是两袖清风，囊空如洗，但对佛教、对挂单的常住，也不能不发心尽一些义务。只是每次出门，身上一文不名，连公车票都买不起，所以只好拿出在栖霞山所练就的走路功夫，用双脚行走各地，来为大众服务。
说起我的走路功夫，我到台湾之前，也就是在大陆的最后几年，经常在栖霞山和鼓楼的新街口两地之间来回往返，靠的都是“十一号”的双腿走路。印象最深刻的是，师父经常拿出一封信，叫我送一下，我就得走上一天的时间。由于时常来来去去，走的路多，往往走到鞋底都磨得没有了，只好弄一块板子，用绳子扣在脚上走路，因为有一个鞋面，才不会有失出家人的威仪。
另外，我到台湾的前一年，居住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一面当小学校长，一面利用假日帮师兄到外面应付经忏佛事。当时很流行一句话：“先走十里，再问斋主。”因为外出做佛事，都要走很远的路，因此我时常半夜就出门，手上提个灯笼，随身还要携带一根棍子，以防狼狗袭击。常常是走了百里之后，再问那户人家住哪里，多数也都能顺利找到。
到了斋主家，一堂焰口一两小时放完之后，回到大觉寺已是半夜三更了，第二天一早还要上课。因为经常如此走惯了，走路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所以在我初到台湾时，挂单在中坜圆光寺，三两天就要拉着手拉车，走过黄泥土的小路，到市场备办全寺的粮食用品。这份差事对我而言，也是驾轻就熟，不觉得太吃力。
回想起那个时候，我总在早晨四点起床，花两小时走路到中坜市集。这时才六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摊贩们大都还在睡觉，我经常走到市场门口，对着他们叫：“起来，起来，我来买菜了！”
当我买好了菜赶回圆光寺，接着便开始打扫庭院、清洗净房、打水供大众漱洗，完全不觉得几小时的走路有什么辛苦。不过对一个出家人而言，走路是很有用处的，走路，山河大地才会美丽；人生唯有“走出去”，才会有发展；即使佛教的净土，也要一步一步地去走，才能到达。
因此，在我挂单圆光寺期间，偶尔也到中部参学、服务，诸如后里、铜锣、通霄、苗栗、山崎等，甚至还曾在竹东的五指山，和一位老道周老先生，在山洞里盘桓数日。当时周老先生担任台北指南宫的董事长，他邀请我有空到指南宫的“祈梦室”去圆梦。但我很辜负这位老人家的期望，一直到现在，这场梦都没有圆成。
后来，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冬天，我自愿到苗栗法云寺，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在八十多公顷的林地里，每天必须山前山后巡视，不许别人偷采竹笋，或是偷砍竹子。我行走在山坡路上，可以说如履平地，毫不费力，甚至本来不会穿日本的木屐，但因为没有鞋子，只能把木屐当僧鞋穿。由于每天不断地来回巡山、走路，原本一寸多厚的木板鞋底，常常穿到全都磨平了，才不得已丢弃。但是前面的皮带舍不得丢，也不能丢，因为要换到另一双木屐上，再继续使用。
就这样白天巡视山林，在山中行走一天下来也不觉得累，仍然体力充沛，精神旺盛，所以有空我就提笔写作，《无声息地歌唱》一书，就是在巡视山林的空当中，在工寮里完成的。
甚至一九六四年我在高雄寿山寺开办佛学院，有两位美浓朝元寺的学生很热情，因为之前我在新竹佛教讲习会曾经短期教过他们，所以经常邀请我到他们的寺里指导。那时候生活单纯，得空时我就从高雄苓雅寮，行脚走路到美浓竹头角大雄山的朝元寺，单程一趟就要一天的时间。
我经常在这一条路上来去，走了不下几十回，因此奠定了我对走路的爱好，也深觉走路可以走出体力、走出用心、走出思想、走出眼界。后来佛光山开山二十周年时，曾经举办过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南北行脚托钵法会”，当时我就提出四个宗旨，勉励大家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
走路和登山一样，都是锻炼体力、开阔视野的最佳运动。在佛光山的信徒及熟识的社会人士当中，有不少人都热爱登山，偶尔也听他们讲说一些登山的心得。
我对登山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有着征服自然的体会，但由于好奇，也曾经登过台湾的一些小山，诸如丰原的八仙山、宜兰的太平山、嘉义的阿里山、花莲与台东之间的玉山等，乃至其他一些山陵小丘，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快感。
在《自由青年》杂志上，我曾看过一位台湾大学学生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他登上奇莱山，在数千公尺的山顶，俯瞰山河大地，极目旷野海洋，不仅感觉到大自然虚空的伟大，相形之下，更显得人类的渺小。这时他想起自己的父母，双双都是台大的教授，但是经常为了不让隔壁邻居的污水流经自家，就把水沟堵塞，为此与邻居吵架不断。这件事让他很有所感，不禁怀疑，知识真能增加人类的和谐吗？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经验与感触。我于一九五七年住在北投普门精舍，隔壁邻居是一位交通部的官员。我们毗邻而居，偶尔我院子的树叶飘到他家的庭院里，他都扫起来之后又再倒回我的院子里，并且还口出恶言。所以我对那位大学生的感慨，深能体会。
我那时虽然贫无立锥之地，只能暂住别人的小屋，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原野不都与我为伴吗？我拥有了宇宙虚空，天地不是很宽广吗？所以我感觉，世间上的一切，只要我心中能包容它，它就与我同在，我就是个富有的人。因此数十年的人生，我没有厌弃过世间，我想世间的一切大概也没有厌弃过我，正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在台湾居住下来，山路走了不少，人事也接触了许多，但人生总不能就这样空过，因此我便想到要弘法。为了弘法，每次外出必须先到派出所请假，经过警察同意才能成行。尽管如此，在台湾好多的妈祖宫、城隍庙，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第一次弘法，就是在新竹的城隍庙。那是一九五〇年，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担任“台湾省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每星期都应新竹佛教会玄深比丘尼之邀，到城隍庙上课一次。玄深法师是新竹壹同寺的住持，比我年长一些，出家前是名门的大家闺秀，生得十分端庄、高贵，平时不轻易与人交谈。当时我从青草湖到城隍庙，走路要一个半小时，玄深法师看我这么一个年轻比丘，人老实，也很发心，因此就主动骑脚踏车载我去上课，节省了我不少往返的时间。
说起来，我刚刚开始走上弘法之路时，真是“一步一脚印”，都是靠着双脚走路，不敢奢想有交通工具代步。虽然在挂单中坜圆光寺期间，曾经得到信徒的资助，拥有过一辆脚踏车，得以缩短走路上街采购的时间，觉得方便无比。但因为自己技术不好，骑术不精，有一次不小心从一条数丈高的山坡路上，人车就如空中飞人一样，一起跌到谷底。由于掉落时头先着地，而且不偏不倚地撞上一块大石头，顿时眼冒金星、头晕目眩，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当时我心里思忖着：这下子应该必死无疑！
不知过了多久，我坐了起来，仔细看看四周，黄土地上，累累的石子；沟渠岸边，青青的草木，再抬头仰望蓝天，只见白云飘飘，心想：怎么死后的世界，也和人间差不多！再定睛一望，不远的地方，脚踏车已经摔得支离破碎，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死，我还活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