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摸自己的头和手脚，竟然毫发无伤，甚至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带回去当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走在路上，我不禁想道：“脚踏车是给人骑的，今天我却被脚踏车骑在身上走路；人骑车，车骑人，万物不就是这么平等地循环运行吗？”
后来因缘际会，我在数十年的弘法行程中，除了走路，几乎坐遍各种交通工具，包括牛车、轻便车、竹筏、汽艇、小船，甚至在甘肃还骑过骆驼，在泰国更以大象代步，接连在第三、第五军团弘法数日。尤其在台湾各地弘法，我不但坐过坦克战车，也乘坐过军舰到绿岛、东沙群岛等地。
虽然海、陆、空各种交通工具，我都一一体验过，但感觉最安全、最平常的，还是靠我的两条腿走路。走路不但安全，而且还能训练威仪。在佛教有所谓“四威仪”：“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其中“行如风”就是走路时，要如风一样直行，而且眼睛要目视前方七尺，不可左顾右盼，不可低头、仰视，也不能跑步、急行。
我因为从小就在丛林里接受严格的生活教育，养成注重威仪的习惯，所以我走路时，眼睛从来不会朝两旁乱看；由于我重视行立坐卧的威仪，也让很多人因此对佛教生起好感，后来更度了不少人学佛。
例如，我初到宜兰时，想上个净房，必须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到火车站才能方便。后来每当我走在中山路上，来往于火车站与雷音寺之间，两旁的商店里几乎人人都会争着出来看：宜兰的和尚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在宜兰走路，也是很有名的一景。
几年后，承蒙圆明寺的觉义老尼师提供房舍给我写作，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雷音寺走路到圆明寺。因为圆明寺位于宜兰市郊，人迹罕至，有时整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因此我得以安静地专心写作，每天至少都能写一万字左右，通常是早上三千字，下午三千字，晚上四千字。我的《十大弟子传》《八大人觉经》，就是在圆明寺完成的。
当时每上山一次，总要十天半个月才下山，主要是回雷音寺处理公文、回信或讲经，每次都是用走路的，一趟路走下来需要两小时，来回就要四小时。由于我经常行脚走路去工作，所以早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曾以“脚夫”为笔名，我自许能像个搬运工一样的脚夫，替众生做马牛。
其实，自古以来走路最多的，一是商贾，二是军人，三是探险家，再者就是僧侣了。
商贾为了让货物通畅往来，不惜南北经营，奔东走西；商人一生的岁月，大部分都在路上度过。
军人为了保家卫国，出战野外，离乡背井，风餐露宿，尤其是行军走路，不怕路长，不分昼夜，可谓备极辛苦。
探险家为了探索世间还有哪些地方、哪些宝藏未被发现而跋山涉水，行走山道，不畏艰险，如麦哲伦、库克船长、三宝太监郑和等，他们都是冒险犯难，不怕葬身鱼腹，不惜埋骨山野。靠着他们行走各地，世界的文化因此得以展开。
至于佛教的僧侣，那就更不用说了。所谓“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古来的出家人为了追求真理，他们不怕路途遥远，到处云水参访，靠的就是双脚走路，就如赵州禅师的“一句随他语，千山走衲僧”，千古以来成为禅宗有名的公案。
甚至现在所谓的“走江湖”，指的就是过去的禅学僧们，平时不是到“江西”参访马祖道一禅师，就是到“湖南”去跟石头希迁和尚问道，他们在“江”“湖”来去，也是要靠行脚走路。
行脚参访不但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还要有随遇而安的性格，不管走到哪里，地上可睡，树下可坐，粗茶淡饭可以果腹。当初佛陀住世时，每次出外讲经说法，行脚托钵，随行的一千二百五十名弟子，也不是都住祇园讲堂，而是山丘、墓旁、树下、海边，一样可以安住。通过行脚，能够从清贫的生活中磨炼，从克难的物质中成长，借此增长内心的力量，培养坚定不移的道心，这也是参访的目的之一。
中国佛教史上，东晋的法显大师，曾经横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极目遍望，欲求渡处，则莫知所以”的流沙，一路上唯有以“死人枯骨”为标志。他经西域到天竺，其过程之艰难，可以想见。
唐朝的玄奘大师，也是行走八百里流沙，前往西天印度取经，同样是历经千难万苦，甚至几度险些命丧异域。乃至义净大师，他以海路作为中印的交通，抱着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勇气，正如鉴真大师“为大事也，何惜生命”，虽然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历经六次渡海失败，仍然锲而不舍，最后终于把佛教的律法及中国文化弘传到日本。
从古到今，僧侣们为了不负到人间一行，总在成佛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他们用行脚走出一个新的人生，因此走路是大事，走路也是不能免的功课。尤其修道的路是成佛之道，纵有危险，只要有正念、有发心，没有通不过的。
过去常听一些老人家说：“我一生所过的桥，比你所走的路还多。”也常听一些年轻人夸耀自己“走遍大江南北”。其实，我这一生是真的走遍了苏北平原，也走遍了江南的城镇。我在大陆的丛林里，从金山到焦山，从栖霞到天宁，从古林律寺到宝华戒堂，乃至长江流域的“四大丛林”，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举凡教下、律下、宗下的丛林道场，我都参学过。
我不但参访过长江流域的诸大丛林，甚至从大陆渡海到台湾。在初到台湾的几年之间，举凡台湾南部的大岗山、嘉义的关仔岭，中部的苗栗狮头山、后里毘卢寺，乃至花莲的太鲁阁，台东的海山寺，都有我一步一脚印的足迹。
台湾平地很少，大部分都是山峦；直又平的路也少，大都是高低起伏的弯路。弯曲的道路要“行直”，崎岖的世路要“心平”；所谓“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须参禅”，这就是修行之道。
回想刚到台湾时，虽然也有短暂时期，曾有“人地生疏”的感觉，风俗习惯的不同，语言乡音的隔阂，难处颇多。但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开创，我不但在台湾立足，而且从台湾慢慢走向外乡，走上了国际，所以感觉在自己这一时期的生命里，有很多体验都是与走路分不开的。
我曾经八去印度朝圣，每次朝圣期间，从早上六点坐上公共巴士，一直到晚上十点下车，并没有觉得舒服；有时坐火车，连续三十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也没有觉得自在。倒是“三步一拜、一步三拜”的行脚朝山，反而让我感到踏实、愉快，自在无比。
我曾多次在祇园精舍的遗址上行脚徘徊，也曾在灵鹫山顶环绕彷徨；我在干涸的尼连禅河上找寻佛迹，也曾在恒河的岸边来回踱步。另外，中南半岛的佛国、韩国类似中国丛林古风的寺院，乃至马来西亚的高原、日本可以观光的温泉山区，我都曾经行脚走过。甚至后来有了更好的机缘，我踏上了美洲的美利坚、加拿大、巴西等国的土地。
在美国，我曾三游美国大峡谷，大自然鬼斧神工所雕琢出来的壮丽山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加拿大，我踩着落基山脉的冰河，自我考验。在巴西的亚马孙河，我住在当地工人在树上攀绳而建的木屋里，甚至对巴西的小孩讲说佛法故事。巴西小孩虽然皮肤黑得像小木炭，却如洋娃娃一样可爱；正如拉达克高山上的儿童，虽然赤脚，衣衫褴褛，但是气质不凡，都让人感觉大地真是无比美好。
我也在充满浓厚北欧风情的冰岛、丹麦，留下许多足迹，乃至俄罗斯的红场、德国的奥林匹克广场，都曾一度让我震撼。我在意大利的竞技场，想象当初那些厮杀的情景，相比之于月夜下的印度泰姬玛哈之美景，真是有如地狱与天堂的分别。
我在通过红海进入埃及的区域时，看到大自然以天空为画布，恣意挥洒出绚烂美丽的色彩，真是浑然天成，绘画是难以完成这种作品的。我也曾到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看着同行的团员纷纷抢购蜜蜡，究竟是否是真品，大家也不在意。尤其在圣彼得堡游街，到了半夜，却如白昼一样光亮，这也是人生难得的经验。
更难得的是，我曾经到非洲，与野生动物共处在一片广大的草原上。我坐在车内，它们在车外彳亍而行。偶尔它们看看我，我也望望它们；天上不时还有鸟儿飞过，林中的走兽更是自在地奔跑、跳跃，这种景象，不也是国际佛教的本土化之呈现吗？
我曾多次到澳大利亚，与飞禽走兽共同在山林里作乐；也曾去过新西兰的皇后城，远眺南极冰山的雄壮英姿。我走过大陆的大西北，感受古代“西域”的昌盛与繁荣；我看着甘肃、青海一带的万里黄沙，在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河里，那一片片青青草原形成的点点“绿洲”，宛如夜空下的灿烂繁星，带给人间光明与希望。
我在一九六三年参与“中国佛教会”的佛教访问团，到东南亚访问。走在菲律宾的落日大道上，极目望去，辽阔的大海，风光绮丽，尤其在夕阳余晖下，海面金色一片，波光粼粼，就像跳跃的鲤鱼，真是美妙无比。只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菲律宾前总统马卡帕加尔英明而亲民，他对我们极尽善意招待，后来继任的马科斯总统及夫人伊梅尔达，却把国家搞得穷苦、落后不堪，真是令人惋惜。
想到世界之大，山河虽多，能在世间的广场站上一脚，拥有一席之地，也有很多奇妙的感受。例如，我在印度菩提伽耶佛陀成道的地方，忽然嗅到泥土的芬芳，当下并曾萌生一念，愿意就这样老死在那里！我也曾在拉达克广大的高原上，虽然寸草不生，甚至一只蚊蝇也没有，却感受到自己拥有无限的财富。那一刻，我衷心祈愿，希望大乘佛教能有再兴的一日。
由于自己曾经有过深刻的感动，所以现在看到一般人都想朝礼四大名山时，我只时时记住心中的灵鹫山，记住“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