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掘人才，我自觉有一些识人之明，例如，我初到宜兰弘法时，有好多通信兵学校的官员学生来参加讲座、共修，记得当中有裘德鉴、郭言、马腾、邢养然等人，他们都是上校、中校阶衔，后来连少将级的校长任之江也来参加。此外还有三位年轻的上尉：杨锡铭、周广猷、朱桥，被称为通信兵学校的“三剑客”，也都前来听讲。
杨锡铭写得一手好字，宜兰的第一本《佛教圣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广猷擅长绘画，慈爱幼儿园的壁画、海报等，都是由他设计、手绘的；朱桥的专长则是编写，所以我任用他为《莲友通讯》的编辑。
他们与我相处，就如一家人，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道场出入多次，举凡扫地、倒茶、添饭，来了就主动帮忙。虽然我们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多岁，承他们尊称我为“师父”，我觉得他们个个才华横溢，而自己一无所长，只有用真诚、慈悲影响他们。
后来我在台北普门精舍居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一样经常来来去去，不管吃饭、睡觉都不必我招呼，一切自行处理。我在三重成立“文化服务处”，他们也是前往帮忙当义工，不管校对、包装、寄书，都和心平法师打成一片。尤其我到各个乡镇去弘法布教，他们军装一脱，换上便服，立刻帮我张罗、布置。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情景，我有百余位的青年协助，就好像有一团另类的青年军一样。
此中尤以朱桥和我来往最为密切，因为他的特长是编写，而我初期能为佛教奉献的工作，也是编写而已。我最早发现他有编辑才华，就向当时宜兰“救国团”团长杨尊严推荐，请他到宜兰编《宜兰青年》杂志。当时“救国团”因为经济拮据只能印些简单的小册子，然而，虽然只是一份简单的宣传小册，经过朱桥一编，就变得美不胜收。
一九五七年我邀他帮忙编辑《今日佛教》月刊，当时的佛教杂志有《台湾佛教》《菩提树》《觉生》等，版面编排都很古板，一般读者接到后，看不看都不觉得重要；而《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图片，跨页的标题醒目耀眼，尤其艺文性的内容可读性高，一时在杂志界脱颖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惊喜。
当时“救国团”台北总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设计新颖，就邀约朱桥去主编一份大型杂志《幼狮文艺》。朱桥获邀后商之于我，我当然替他高兴有这么一个一展才华的好机会，就叫他即刻答应。
果然朱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编《幼狮文艺》大约在五十年前，那个时候可以说石破天惊地为杂志编辑树立了焕然一新的另一种风格。与李敖主编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同样惹人注目，成为台北书报摊上最醒目的钻石。
这样一份多达两百页的文艺杂志，从标题、插画、审稿，都由他一手操办，忙得他废寝忘食。有时候他也把工作带到普门精舍来编辑，并使我结交了好多文艺界的朋友，如郭嗣汾、公孙嬿、痖弦、林海音、何凡等，后来我们都成为好朋友。甚至郭嗣汾、公孙嬿等人都在《今日佛教》投稿，尤其郭嗣汾的长篇小说《菩提树下的儿女》，更是引起佛教界的重视。因为过去佛教都没有文艺作品，他们的参与，为佛教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这份功劳都应归于朱桥。
后来我到高雄筹办寿山佛学院，开创佛光山，经常南北两地往返，朱桥就留在台北编《幼狮文艺》。没多久听说他谈恋爱了，对象是一位大报社社长的女儿。我想也好，一个年过三十岁的男子，才华、事业都已开展，正常的男婚女嫁，我们也很为他祝福。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听说他失恋了。我到台北约见他，看他一副憔悴的模样，一直很心酸。我建议他辞去台北职务，跟随我到高雄。起初他说恐怕不容易辞职，后来又说他会考虑。由于我在台北没有住处，匆匆见面后就回到南部，不久便听说他厌世轻生了。我乍闻信息，也不免一阵悲伤，想到一朵文艺编辑界的奇葩就这么凋谢了，真是为社会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一些文艺界的老兵偶尔见面，大家对朱桥的怀念都和我一样，可见他的人缘之好。后来我常想，假如当时我不到南部，他可能不会走上人生的绝路；又或者如果我能加把劲鼓励他，邀他和我一起到茫茫不知前途的南部来拓荒，相信情况又是另当别论了。
由这件事不禁让人想到，常人交往总希望能获得对方的感情，当无法得到同样分量的回报时，用情越深，烦恼就越多。佛教里一切都是淡淡的，看起来好像是无情，但其实平平淡淡最是真，平平常常最永恒。尤其佛门里，同参道友、善知识之间，往往在人生紧要关头时刻，总能适时伸出援手，所以《圆觉经》告诉我们要“慎择师友”。人生路上有好的善知识作为生命的导航，当迷惘时，就如老师般指引归趣；当沮丧时，即如朋友能倾听心声，有法喜一同分享，有危难互相提携，这种修道路上的“道情法爱”，才是世间最为可珍可贵的情感！
朱桥编《幼狮文艺》的往事，也让我想起四十年前与张培耕先生的一段因缘。那时佛光山刚创建不久，我想接引大专青年学佛，但是当时青年这个区块没人敢碰，社会上没有人敢办青年活动。我通过张培耕而获得“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先生的支持，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得以顺利举办，之后更延续多年，从中会聚了不少青年的力量、青年的热忱，也培育出不少人才。
张培耕虽然只有专科学历，但他靠着实力受到蒋经国赏识，是蒋经国的亲信干部之一，从宜兰“救国团”而到担任高雄市“团部”的负责人。记得当时我跟他说，想请“救国团”协办“大专佛学夏令营”。这时他也有意让“救国团”深入宗教、文化领域及民间社会里，所以很支持我。
我获得“救国团”的协助，但也没有过多要求，只是请他们提供几支旗子悬挂。记得开营时，当“救国团”的团旗与佛教教旗在山门一起飘扬的时候，正如“姜太公在此”，所有治安单位、警察宪兵、安全人员都不敢来干扰。我觉得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个重要起步，因为由此让我得以走入青年这一环。
接着一九七一年再办“大专佛学夏令营时”，一下子拥进了数千人报名，一时在物质上负担不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于“救国团”。我记得他们帮我向军方借毛毯一千条。当军毯运上佛光山时，我感觉像是做梦一般：这是真的吗？而夏令营的课程需要外出旅行参观，他们又提供了三十辆军车。当军车从佛光山出发走在省道上时，我也不敢置信，一直怀疑自己：真有这样的力量吗？
由于合办活动的因缘，我曾应张培耕之邀，到他高雄的办公室参观。当时他高坐中间，我坐在一旁，看他显得很得意的样子；只是喜欢登山的他，五十岁时攀爬玉山，因胃出血被山胞背着下山，忽然让他看破人间，主动上佛光山求受皈依。那时我也欣赏他的才华，破例单独为他一个人举行皈依典礼。之后二十余年，他都非常诚意地担任护法。我们陆续合办很多青年活动，他还帮我编辑《普门》杂志，担任普门中学校长，甚至“国际佛光会”创会时，他也曾任“中华总会”的秘书长。
另外，一九八六年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后，我担任六年的理事长，张培耕担任秘书长，他精明能干，负责认真，对本会贡献很大。
我们前后合作二十多年，如他所说，彼此“相知、相识、相处，先是朋友，再是道友，最后成为师徒”。他曾发表一篇《以二十年时间“读”一个人的感想》，表达他多年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听我讲演的感想。他说：“三十年的中国佛教界，能在弘法讲演中，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以具体的实例和生动的言辞，阐扬佛法的真理，震撼听众的心灵，使其感动、鼓掌，甚至流泪，然后毅然决然皈依三宝，以佛法的慧灯照亮人生，使身心有所寄托，让生活过得更平静、快乐，工作得更起劲、安定的，大概只有我的师父星云上人。”
他甚至说我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位足以与其他宗教分庭抗礼，而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争一口气的人”。承他谬赞，并尊我为师，我愧不敢当。不过他说我在弘法讲演时，尽管再怎么广征博引，始终都能把握主题——从佛法出发！这确实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在他往生时，我亲自到高雄为他主持告别式，以回报他相知相交的这一段隆情厚谊。
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常说自己没有什么长处，但自觉有“识人之明”；能认识很多的“千里马”，实乃人生一乐也，因此我也乐于当个“伯乐”。
想起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有一位“三湘才子”张剑芬居士，曾荣获高考榜首，十九岁就当上“县长”。来台后担任台湾银行襄理，我看出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主管职务，实在不忍心埋没他的才华，因此请他为我主编的《今日佛教》撰写成语故事。
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他又为我所请，写了许多值得歌颂的楹联，例如佛光山大雄宝殿以“三宝佛”为主题的对联：
兜率娑婆，去来不动金刚座；
琉璃安养，左右同尊大法王。
对仗工整，很符合主题，很有意义。后来我建万寿堂，他又作联一副：
永念亲恩，今日有缘今日度；
本无地狱，此心能造此心消。
短短的二十二个字，把佛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毫不拖泥带水，我觉得他真是个奇才。他也曾经用我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星光影里那伽定，云水光中自在天”，现在还刻在美国西来寺禅堂的楹柱上。
佛光山开山十周年时，他又替我写了《佛光山开山记》。坦白说，当时佛光山仍属草创阶段，百端待举，实在并无繁盛可陈，但是经过他的生花妙笔，还是把开山的艰辛历程描写得十分深刻。后来我建大佛时，特别造了一座大佛碑亭，将全文镌刻其中。
可惜不久之后，他因病需要洗肾，尽管此时我正逢开山，经济拮据，仍然助他五万元医疗费，同时赶工兴建佛光精舍，希望早日完成，以便送给他和赵茂林、冯永祯每人一间，以感谢他们对佛教的护持。
我从早年在佛教界里，经常看到有些人对发心的信徒说：“您这么发心护持佛教，将来必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认为不应该把责任推给阿弥陀佛，不要让阿弥陀佛来代替我们报恩；况且功德回报也不一定等到来生，今生当下就可以得到报答。因此，长期以来只要对佛教有功的人，不一定是对我个人有恩惠，我都欢喜为佛教报恩。
张剑芬居士往生后，由于他在台湾孑然一身，无亲无故，我便主动承担起他的后事，将灵骨安奉在佛光山。后来像赵茂林居士、孙张清扬女士，也是安奉在佛光山万寿园。我总想，如果自己有能力，能够代替佛教回报一些护法信徒的护持之恩，于愿足矣。
做人要“知恩报恩”，我对人不但“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尤其知道人要相惜因缘。因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人家给我们因缘，我也要给别人因缘；由于我乐于成就别人，肯得提拔人才，因此大家相处日久，建立了友谊，就看得出彼此的“道情法爱”。
多年前，我在美国认识了中国旅美画家李自健先生，他是湖南人，擅长人物画，一九八八年到了美国，因迫于生活压力，无法进行艺术创作。当我第一次看过他的作品之后，觉得他是个“人道主义”的画家，他的画很能反映现实人生，而且充满人**与关怀的精神。他笔下的人物，如老人脸上掩饰不了岁月的痕迹，孕妇祥和的神情散发着对生命的热爱，小女孩背着幼弟送饭到田里……那些情景都似曾相识，张张都很吸引我。
当时我看出他有艺术才华，主动提供蒙地拉精舍作为他埋首创作的寓所，并请他画一百幅以“爱心”为主题的“人间系列”画作。多年后，他的“人性与爱环球巡回油画展”，先后在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英国伦敦、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澳洲悉尼市政厅、南非开普敦、巴西圣保罗、加拿大温哥华、美国纽约联合国大楼等世界五大洲六十几个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展出，总计超过一千万人看过他的展览，从此一举成名。
尤其李自健是大陆画家在台北美术馆展出的第一人，事后每当有人赞叹他有好因缘时，他总是欣慰地说：“因为我的师父是星云大师，有师父的加持，当然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定居美国，自己建了一栋像博物馆一样豪华的住宅。一直到现在，他往往逢人就说：“因为有大师一直在各方面协助，我才有今日的成就，我这一辈子是永远跟定大师了。身为弟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画画好，要求自己能有更具创意更高水准的作品，以报答大师的恩惠。”
其实，对于人才，尤其是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只要我知道，都会很珍惜地去栽培他。而平时随缘成就的就更多了，例如同为画家的高尔泰、史国良（慧禅）、贺大田、何山、田雨霖等，都有过因缘。李自健只是其中一个，只因他口中常常提到我，所以才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