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台湾佛教出家众不多，受过教育的为数也少，但大家都是持戒严谨的本分出家人。只是后来台湾割让给日本，慢慢地有些台湾人士改当日本和尚，有的人转而信仰日本佛教，如日本的东海夷成在南部广结善缘，为日本佛教摄受了不少台湾佛教信徒。当时也有一些台湾人反日，如余清芳、罗俊、江定等人，他们结合宗教信仰的力量，大举进行抗日行动，史称“西来庵事件”，虽然死伤惨烈，牺牲很大，但也因此掀起一股极大的抗日风潮。
后来对日抗战结束，台湾光复了，大陆的和尚纷纷到台湾，如大醒、南亭、慈航、东初、章嘉活佛、白圣等，乃至后来我们僧侣救护队的数十名年轻人也一拥而来。最初大家投靠无门，后来为了生存，只有各奔前程，各自寻找安身之处了。
我在僧侣救护队纷纷离散之后，心想自己也得找一个栖身之处，这时在台中宝觉寺担任监院的大同法师是我的学长，因此想去投靠他。但是当我到达台中时，他已经因为被指有匪谍之嫌而远赴香港了。之后我找过白圣、大醒、慈航法师等人，但都因缘不具。
后来到了中坜圆光寺，遇到妙果老和尚，他不失为台湾佛教界的一位长者，满面笑容，满口和气，承他收留我，我就这样跟随了他。但因为我没有台湾的入境证，无法报户口，所幸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当时是台湾“省参议会”的“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的会长，由他出面具保，帮我报了户口，我因此得以在台湾立足，所以我和吴伯雄一家世代就这样结了深厚的因缘。如果没有当时这一段因缘，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漂泊，或者在阴间的哪个阎罗殿里往来。
我住在圆光寺，每天忙于打扫环境、清洗厕所、司水、采购等，以劳役作务来服务大众，终能获得暂时的安顿。只是妙果老和尚虽然让我生活无忧，却不能保障我安全无虞。因为陈辞修先生主持的台湾“省政府”，有一天忽然下令，全面逮捕由大陆到台湾的出家人，慈航、律航法师等人都因此入狱，我也被关了二十三天，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
由于我被警察逮捕，因此才刚编了一期的《觉群》杂志就此夭折了。《觉群》是上海市佛教会所发行，旨在宣扬太虚大师革新佛教的思想，后来秘书大同法师把它带到台湾，一时无人编辑，就由我上阵主编，没想到才编了一期就无疾而终了。
说到太虚大师，当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随“政府”还都南京，在焦山举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当时我有幸参加，恭逢其盛，知道佛教要革新，应该从佛教会开始整顿起。而这时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也预备在南京成立第一届大会，拟推选太虚大师担任会长。只是很不幸的，太虚大师竟在这个时候于上海圆寂。消息传来，我感到“人天眼灭”，好像佛教的末法时代来临一般，觉得世界暗淡无光。
本来我觉得太虚大师有条件当领袖，我也愿意追随他，没想到忽然之间希望幻灭，因此多日里我茶不饮，饭不思，整个人失魂落魄，真是“如丧考妣”一般。后来觉得佛教也不能只靠太虚大师一人，便把希望转寄到在斯里兰卡大学教书的法舫法师身上。
当时我已经到了台湾，虽然并不认识法舫法师，但凭着一点热情，我不断地以函电催请他到台湾，希望他能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会长，由他来挽救佛教。然而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听说他被人暗杀了，死在教室的走廊上。其时我人在中坜圆光寺，得知消息，再一次感到如天崩地裂一般，三天里粒米未进，郁郁寡欢，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哭泣，我为佛教今后不知道要靠谁来领导而感到忧伤。
法舫法师出身闽南及武昌佛学院，留学过印度，是太虚大师座下第一弟子。他的溘然去逝，给我感觉就如过去皇朝时代找不到继承人一样，觉得是佛教的一大不幸。而当时的台湾佛教界，除了慈航法师有新意、东初法师有理想之外，其他大都是佛教的保守派。尤其这时台湾的神道教盛行，很多人根本分不清神与佛，平时只知道拜妈祖、王爷，根本不知道佛是何名，教是何义！
因此，当我出狱之后，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仍然不改原有的志向，继续编辑杂志，并且写文章投稿到各报章杂志，也为电台撰写广播稿。尤其一九五〇年，妙果老和尚担任新竹佛教会理事长，管辖桃、竹、苗三区的佛教事务。当时整个台湾佛教界几乎找不到一个会写公文的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担任他的秘书，后来又奉他指示，住到苗栗的山林里，在深山野外与竹林为伍，整整三个月之久。
这时台湾民间盛行“拜拜”，“政府”当局未能深入了解民情，只是一味地严格取缔拜拜。对此我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拜拜不仅是民间信仰的基础，也是过去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许多人利用这一天的集会庆祝，互相联谊，借以摆脱工作压力，使身心得到纾解，自有其存在价值。
再说，当时一些高官大员，他们上舞厅跳舞、喝酒、玩乐，这跟“拜拜”有什么不同？民间拜拜的风俗虽然不符道德建设的范畴，不是纯正的宗教信仰，但是一次拜拜过后，人民可以为了明年，甚至为了来生更幸福而辛勤努力；如今只准高官吃喝，不准百姓拜拜，我深感不以为然，所以为文呼吁，建请以“改良”来代替“取缔”拜拜。这个提议承蒙主政当局接受，我想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也不无贡献。
另外，京剧名伶顾正秋女士，她主演的戏剧有辱佛教，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卫教；台大的林晓峰先生讥评佛教是神道教，我也为文驳斥。甚至当时社会上常有一些人批评佛教是消极、出世、不事生产等不符事实的毁谤，我也经常跟他们打笔战。我总是尽己所能地通过文字来弘扬佛法、护持佛教。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应大醒法师之邀，到新竹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为了加强讲习会的师资阵容，我邀请“中国石油公司”苗栗出矿坑研究所的几位科学家，如李衡钺、程道余、许魏文等大学教授，利用周日到讲习会上课。我和这些知识分子因此相交往来，故而得以涉猎一些现代的科学知识。甚至当中有一位新竹师范学校的关凯图老师，到讲习会教授理化和历史。授课之暇，他教了我六个月的日文文法；因为这个因缘，后来我把日本森下大圆教授所著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翻译成了中文。
除了教书、写作之外，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也不容许我们有多大的作为。据说在我挂单中坜圆光寺期间，每天上街采购都有人跟踪；后来我到新竹，偶尔外出弘法，也必须事先到派出所报告、备案。基本上，来自政治的压力，让佛教毫无喘息的空间，很多由大陆来台的优秀出家人，不得不被迫还俗，另谋出路，甚至更多人最后投靠香港的丰道山，这是基督教成立的，专门用来吸收佛教僧侣的机构。
当时佛教的社会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尊重，一般商家只要见到出家人，总认为是来化缘的，都是说：“老板不在家！”出家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到处被人瞧不起。我们眼看着佛教的处境堪虑，内心的苦闷无处宣泄，真不知伊于胡底，哪里还能对新佛教有什么想法呢？
所幸这种情况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冬天，我应邀到宜兰雷音寺弘法时，终于开始有了转机。当时虽然政治氛围依旧浓厚，佛教的发展仍属严冬季节，不过我的新佛教运动总算有了伸展的空间。
初到宜兰时，我除了每期为《觉群》与《菩提树》杂志各写两篇文章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应邀到台中、云林、虎尾、嘉义等地的城隍庙、妈祖宫布教。后来慢慢地，我通过成立国语补习班、文艺写作班、青年团、组织佛教歌咏队等方式，接引了一批有理念、有热情的年轻人到雷音寺学佛，如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等，他们跟着我下乡弘法，到电台、监狱布教，以及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等。后来他们甚至出家，帮我创建佛光山，并在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四大宗旨下，办理佛教学院、重编《大藏经》、出版各种佛书，以及从事养老、育幼、恤贫、医疗、赈灾等慈善工作，开始推动各种弘法事业，举办各种弘法活动。
当时我的想法是：佛教一定要创办各种事业，有事业才能接引青年进入佛门，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佛教才能发展，才能福利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所以我喊出“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的口号，我认为彼此是相需相成的。
果真，这批优秀的青年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们加入佛教的弘法行列，成为佛教的中坚干部后，志气昂扬地跟着我展开各种弘法活动，大大地拓展了弘法空间，并且接引愈来愈多的社会人士信仰佛教。慢慢地，有了广大的信众作为后盾，我的新佛教运动终于得以一步一步地实现，终于能够逐步改革旧有佛教的陋习，而让佛教走上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人间化，甚至成为国际化的佛教。
只是这个过程说似简单，实行起来却是阻碍重重，例如，最初我主张佛法要下乡去，要让佛教走入工厂、学校、机关团体里，因此经常带领青年到街头布教、到乡村弘法。当时举凡妈祖宫、城隍庙的广场，以及乡下人家的晒谷场，我们只要把汽油桶往场中一摆，上面放两块木板，就是弘法的舞台。
但是这么单纯的布教活动，却经常遭到警察的阻挠，以及教界的杯葛，可以说每回出外布教都不容易，不但要跟警察捉迷藏，还要排除种种的障碍。因此每次弘法前，团员们开着广播车到街上宣传，我听到他们热情地呼着口号：“咱们的佛教来了！”都会从内心里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感动。
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因为政府实施戒严，加上基督教的打压，佛教的弘传空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是为了新佛教的实现，也只能一一去突破。例如，最初我想在电视台制播弘法节目，却因当局一句“和尚不能上电视”而夭折。可是我并未因此而气馁，我相信“只要有佛法，就会有办法”，于是几经再接再厉，最后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电视弘法之先河，于“中华电视台”制播了佛教史上第一个电视弘法节目《甘露》。
之后，我又陆续在“中国电视公司”及台湾电视公司，制作《信心门》《星云禅话》《星云法语》《星云说偈》等节目。我不但成为第一位进入电视台弘法的出家人，而且打破当时三台的默契，首开游走三家无线电视台制播节目的纪录。后来佛教界纷纷跟进，利用电视弘法。直到现在，海内外的各电视台都有佛教的节目播出。
其实，不仅电视弘法的路一路走来辛苦，校园弘法也是几经努力才得以突破封锁。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应台湾大学之邀准备前往讲演，但是到了当天却临时被通知：讲演取消！理由是：佛教不可以进入大学校园！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灰心丧志，我转而邀请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湾各校园上课，并且陆续到各大学成立佛学社团等。经过我以各种权巧方便来排除各种阻力后，时至今日，不但台湾的各大学经常邀请我到校讲演，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国的康奈尔、耶鲁、哈佛、柏克莱、夏威夷、加州等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义安理工学院，澳洲黄金海岸邦德大学，香港中文、理工大学等，也都曾邀我前往讲学。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陆弘法探亲，应邀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演，成为在中国大陆讲学的第一个出家比丘。
另外，在当年同样属于佛教禁地的军队，在郝柏村先生担任“参谋总长”任内，便曾邀请我到军中布教，不但掀起一股军人学佛的热潮，尤其一九八八年起，我更陆续应邀到金门、马祖主持佛学讲座及皈依典礼。之后又受“国防部”之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巡回海、陆、空三军官校和宪兵部队、军事院校、管训中心等单位弘法，足迹踏遍台湾本岛及金门、马祖、东沙群岛、澎湖、绿岛、兰屿、小琉球等地。一路上更承军方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想我一介和尚，竟能获此殊荣，这都是仗佛光明，也可见佛法的尊贵。
为了弘传佛教，普及佛法，我不但首开电视、学校、军中布教之先例，甚至到监狱举办短期出家修道会。此外，还针对社会各种不同的对象，举办各种活动，开办各种课程，诸如成立儿童班、妇女法座会、青年会等，同时举办大专、儿童、老人、教师等各种夏令营，以及创办“人间卫视”，发行《人间福报》，设立“佛光缘美术馆”及“佛光缘滴水坊”，乃至举办“世界佛学会考”，鼓励读书，打造书香社会。尤其首创“素斋谈禅”，借着餐会谈法论道，数年来也度化了不少社会人士学佛。
我在创办各种佛教事业、举办各种弘法活动的同时，也针对佛教的一些陋习，一一加以改革。首先我感于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佛教徒像一盘散沙，彼此各自为政，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而弊病丛生。
有鉴于此，我在一九六七年开创佛光山的同时，就恪遵佛制，根据“六和敬”的戒律和丛林清规，着手为佛光山订定各项组织章程，建立各种制度，包括人事管理方面，我订定“序列有等级、奖惩有制度、职务有调动”，以及“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运作准则。
我从早期太虚大师提出的“三革”：教制、教产、教义改革，以及印光大师的“三滥”：滥传戒法、滥收徒弟、滥挂海单，了解到佛教的一些现象，也有了革新佛教的理念，所以建设佛光山之后，我撰写了一系列的《怎样做个佛光人》，并提出“不违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财往来，不染污僧伦，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化，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等十二条门规，作为佛光山徒众的行事准则，并且随着佛光山的发展，陆续制定“师姑制度”、“教士制度”、“员工制度”、“亲属制度”等。
除了制定规矩、制度之外，我觉得这样还不够，佛教应该从消极的“否定”到积极的“肯定”，从“不可”到主动的“给”，所以又提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作为佛光人的工作信条。
我觉得佛教要从“四摄法”、从“给”来接引信徒，从建设各项事业来发展佛教，因此早期从印度到佛光山参学的桑加仙达法师，在学成回印度弘法后，佛光山特别到印度为他们修筑道路、装设水管、创建女众道场等。另外有一些男众在家居士，他们从佛光山学道后回印度开设旅行社，生意十分兴隆，事业都发展得相当成功。佛光山造就他们，并不希望得到他们任何的回馈，只希望能对印度佛教的再兴有所帮助。
此外，我也曾几次到拉达克弘法，在那高海拔的地方，虽因罹患高山症，连讲话都喘不过气来，但为了弘扬佛法，我还是在那里停留数日，每天行程排得满满的，不但跟他们说法，还为他们皈依三宝等。现在有很多拉达克的青年到佛光山就读佛学院，都是那时播下的种子。
我觉得教育、文化是佛教的根本，重视文教才能提升佛教，所以佛光山在国内外，除了先后创办了西来、南华、佛光，以及在澳洲筹建中的南天大学之外，同时发行《人间福报》、开设“人间卫视”、成立“佛光文化公司”等，乃至养老育幼、恤贫救急等慈善事业也不偏废，通过各种弘法活动及佛教事业的推展，慢慢让佛教走入人群、走进家庭、走向人间、走上国际，这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
过去的佛教只有在寺院而已，现在佛教能普及到家庭、社会、生活中，这都要归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人间佛教”就是要与生活结合，要利益大众，要能给人受用；佛教要走向社会，便要从事生产，所以我主张出家人要有三张执照，也就是至少要具备三种专长，包括住持、当家、策划、行政、说法、写作、建筑、驾驶、电脑等。尤其住持不能做一辈子，要交棒，要世代交替，所以我在一九八五年从佛光山住持退位，传法给心平法师，就是想为佛教民主化树立典范。
另外，我看到过去佛教界各寺院之间常有互相争抢信徒的现象，乃至有的庙产被在家信众把持，所以提出“把信徒还给佛教，把寺产归还教会”的主张。我认为信徒皈依不是拜师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宝，成为正信佛弟子，所以举行皈依典礼是为佛教增加信徒，而不是替个人收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