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我看到有些寺院里，师兄弟各自收徒纳众，导致徒弟为了各护其师，因而争端迭起；为了避免教团的分裂，我主张“所有出家人都是师父”，因此在佛光山，所有第二代僧众都是第三代的师父，所以没有师父、师伯、师叔之别，也就不会有分门别派的情形发生。
在佛光山，我尤其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八敬法”。我看到今日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女众，常碍于“八敬法”而不敢进入佛门，实在是佛教的一大损失。为了提升比丘尼的地位，我特地让佛光山第一代的女众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法师等人主编《佛光大辞典》。这套历经十年完成，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的大辞典，是研究佛学的最佳工具书，一九八九年曾荣获台湾优良图书“金鼎奖”，尤其在两岸开始交流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第一个就跟我要《佛光大辞典》在大陆发行的版权，可见佛教界对这套书的看重。
另外，第二代的如常法师现在正着手编辑《世界佛教美术图典》，这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世界佛教美术之全貌而编辑。全书按美术学科分类，计有建筑、石窟、雕塑、绘画、书法篆刻、工艺、人物等二十册，每册约有五十万字。内容有收录自世界五大洲的两万多张图片，以及词条一万条以上，采用中英文解说一文一图或多图的形式编排，必要时并加上辅助图片予以说明，是一部研究世界佛教美术的最佳宝典。
尤其我为佛光会建立“檀讲师”制度，可以说是佛教的一大改革与创新。因为过去佛教都只树立出家人的权威，在家信众永远只能当弟子。但我认为，佛法的弘扬应该僧、信二众大家一起来，佛教并非僧众所专有，尤其中国有大乘佛教的性格，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除了地藏菩萨现出家相以外，观音、文殊、普贤都是在家相，甚至维摩居士、胜鬘夫人等都能说法，为何现在的信徒不能弘法？为什么他们不能当维摩居士呢？难怪《维摩经》不能普遍通行。因此，我在创建佛光山僧团之后，就极思成立佛光会教团，希望两者能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并行不悖地弘扬佛教。
除此之外，我改革寺院建筑，不但有大殿供信徒拜佛，还增设客堂、会议室、谈话室、图书馆，甚至研究室、电脑教室等，台湾的第一间讲堂“雷音寺”，就是我所创建的。
我感于佛教徒平时只知道念经，却不懂得要读经、讲经，因此把过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只念《楞严咒》的传统早课内容，改成一天诵一部经，之后再花两小时的时间，轮流由一个人主讲，如此一来，一年不就可以研读一千部经典了吗？
我对寺院仪制的改良，还包括延后早课时间，以及把水陆内坛佛事一律改在白天进行，乃至开会唱“三宝颂”、三餐念“四句偈”等。尤其我一生致力于三宝节的推动，也就是定四月八日为“佛诞节”、七月十五日为“僧宝节”、十二月八日为“法宝节”。
甚至为了建请当局明定佛诞节为法定假日，几经联合教界努力奔走，终于在一九九九年，经“立法院”通过。十年后，也就是二〇〇九年的五月十日，国际佛光会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佛诞节暨母亲节庆祝大会”。当天有十万人参加，马英九先生亲临现场致辞，此举可以说再度为佛教的历史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此外，我发现过去佛教都很重视“五明”，但现在的佛教只能“以佛法解释佛法”，而不能弘通应世。我想，如果能以世间法来融合佛法，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主张改良论文写作方式，并提倡佛教艺文化。虽然我自己并不具备撰写文艺小说的条件，但为了弘法，不得已只有用白话散文体，把伟大佛陀的行谊写成《释迦牟尼佛传》；我以物语的笔法，把自己化身为大钟、木鱼、海青、袈裟等，写出《无声息的歌唱》等。
除了散文，我还以自己的名字“星云”，写了一首新诗：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了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浮着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能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能象征着自由。
花儿虽好，但不能常开；
月儿虽美，但不能常圆。
唯有星呀！则娇姿常艳，万古长新；
蓝天虽青，但不会长现，
太阳虽暖，但不能自由。
唯有云呀！则万山不能阻隔，任意飘游；
夜晚，有美丽的星星，
白天，有飘动的白云。
我首开在“大座讲经”中安排献供、节目表演等内容，希望达到“解行并重”的效果。乃至“偈语教唱”、“说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现多样化的风貌，以接引不同层面的信徒。
我推动佛诞餐、制作佛诞卡、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发行佛教小丛书、组织佛教歌咏队、录制佛教音乐唱片、推动佛教纪念品等。当年一串小小的念珠，曾在台湾流通几千、几万条，乃至一张小佛卡、一尊小佛像，都把佛教带到社会，带到家庭，带到每个人心里去。
为了弘扬人间佛教，为了实现我的新佛教理想，多年来我不但走遍台湾及所有离岛，甚至遍及五大洲，即连非洲的斯威士兰我也曾经去过。承蒙天下文化远见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教授谬赞说：“星云大师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变了世界。”其实我只是希望学习佛陀，替佛陀把佛法弘遍五大洲，所以曾自许“身似法海不系舟，心怀度众慈悲愿，问我生平何所愿，佛光普照五大洲”。
如今走过一甲子的出家岁月，幸能完成“弘化五大洲”的心愿，回首自己在十二岁出家之后，就一直想要革新佛教，至于为什么要革新，甚至怎样革新，坦白说，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懂。但总觉得有机会出家，就要好好弘扬佛法，对于佛教的一些陋习、弊端，凡有碍佛教发展的问题，就应该一一改革。所以综合多年来所做，我的确在制度、教育、文化、弘法、观念、仪轨、事业等方面，作了一些革新，包括：
在制度改革方面：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住持、制定僧众序级考核、成立“亲属会”与“功德主会”、制定“檀讲师”制度、倡导寺院功能多元化、不由“中国佛教会”发戒牒而径行传授三坛大戒，以及改变“中国佛教会”“不团结、收红包、赶经忏”等陋习。
在教育改革方面：创办了第一所连续四十五年来招生不间断的佛学院，并且五大洲均有分部。另外，创办西来、佛光、南华、南天等多所社会大学，以及成立都市佛学院、胜鬘书院、社区大学等。
在文化改革方面：成立多所美术馆，编撰佛教文学书籍、重编《大藏经》等。
在观念改革方面：以“行佛”代替“拜佛”、提倡“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念”等三好运动、提出“你大我小、你对我错、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为处世准则，并以“忙就是营养”、“为信徒添油香”、“储财于信徒”、“当义工的义工”、“学佛不是个人清修，而是要为大众服务”等理念，作为僧众的修行准则。尤其提出“五戒就是不侵犯”、“我是佛”、“建立心中的本尊”、“业是生命的密码”、“行善不造恶就是基因改良”、“做自己的贵人”等佛法新诠。
在仪轨改革方面：举办短期出家、佛化婚礼、菩提眷属、青少年成年礼，以及两天一夜传授在家五戒、菩萨戒。
在福利改革方面：为僧众订定休假、医疗、进修等福利办法，以及成立公益信托基金，从事各种社会公益等。
说起对佛教的改革，其实我并不是一味地打倒旧有，我认为改革并非打倒别人来树立自己，而是应该相互融合，因此我虽然主张佛教要革新，但也不排斥传统。例如，过去的信徒只在初一、十五才到庙里拜拜，我则提倡“周六念佛共修”；举凡全台湾的别、分院，甚至全世界的佛光山道场，每周六晚间都会同时举行念佛共修。过去一般信徒的往生佛事，都要拜忏诵经，甚至放焰口，我则以“随堂超荐”来代替。我觉得不一定要由个人独力出钱，如此负担太重，可以改在共修时，让有缘人一起来为父母、祖先随堂超荐。
我一生不赶经忏，我重视文化弘法，但在来台之初就提倡“药师法会”及“光明灯法会”等，因为我觉得佛教的信仰仪式也很重要。何况众生根机不同，各有得度的因缘，因此我自己不做的，也不一定就要排斥他人。
我想到当初释迦牟尼佛的革命，他是向心内而不是向心外，是向自己而不是向他人，是本着慈悲为人而不是嗔心恨人，是用真理服人而不是以暴力讨伐。因此，我愿效法佛陀，永远以佛法为众生祝福，祈愿能把功德留给人间，把佛法留给大众，把一切用以庄严佛教。我个人并不想要任何一个名义，只愿做一名云水僧；我不要拥有任何一样东西，只想孤僧万里游；我也不希望多少师友随侍，只希望独自遨游天下。
我一向奉行“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众为我、以空为乐”的人生观，我拥有了空无，不带走一片云彩，不管走到哪里，都本着“挂一单”的精神，哪一个人要我，我就“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国保一国”。我但愿以禅心悟道来伴随生命，到处随缘放旷、逍遥自在，做到来去自如，生死都不牵挂，也不拖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