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
泰国
承如前言所说，我第一次出访，是一九六三年随着“中国佛教会”佛教访问团，到东南亚各个佛教国家做访问。
第一站到泰国，我们见识了属南传佛教的泰国，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力量。据说光是曼谷，就有十五所具有规模的华人佛学社团。此外，还有华僧教团的组织。
我们到泰国访问的行程是受泰国政府邀请的，所以初到泰国廊曼机场的时候，泰方就安排了两千多位比丘列队欢迎。在盛夏的七月里，南传佛教比丘披搭金黄色的袈裟，偏袒右肩，整齐的队伍，让我深深感叹中国佛教不容易有此盛况。
泰国政府为我们安排了十天接待的行程，和四天自由访问的时间，除了拜见泰国僧皇，接受普密蓬国王的宴请，也参观了只有国家庆典、佛教节日才开放的玉佛寺，以及湄南河畔的朱拉隆功大学、古色古香的云石寺，尤其目睹了南传佛教至今仍然保持的佛教传统——早晨“托钵乞食”的盛大队伍。
甚至，我还应泰国方面邀请，参加佛教辩论会。会中，我提出以团结、统一、动员做为讨论的重点，并引起了在场的大德、法师们一致赞成。直至今日，我仍然以此勉励僧信二众要集体创作，才能发挥弘法利生的力量。
率团前往泰北美斯乐、金三角、热水塘等偏远地区弘法义诊，并成立“佛光山信徒援助泰北难民村建设功德会”（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
印度
在台湾时，我们光是办理到印度访问的签证，两个月就花去几千美金的电报费，也还一无消息。后来到了泰国，真要感谢驻泰官员杭立武先生（一九〇三年生，安徽人），他只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替我们办好了签证。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刻了，因为我终于能到佛陀的祖国去访问了。
在泰国访问两个星期之后，七月八日下午，我们搭乘五时三十分的法国航空公司班机，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飞机起飞时，正当太阳西下，我们的飞机一路追着太阳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之后，才终于抵达加尔各答，原以为已经天黑了，没想到，由于时差关系，此时，太阳也才刚刚沉入地平线。
我们在泰国、印度访问期间，都有许多华人接待，很感谢他们的盛情，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观光旅游，只是带着虔诚恭敬的心想到佛地朝圣。
于印度加尔各达博物馆前（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
那时候，台湾与印度已没“外交”关系，加之大陆和印度为了边界问题，正在纠纷中。因此，我们在印度朝圣的途中，也就显得格外紧张和肃穆。当我终于如愿踏上了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金刚座边的土地时，不禁也要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亮不久，满地都是露水浸**的泥土。但是，我不觉得肮脏，只感觉到圣地的泥土都是芬芳的，都是清净的。当我缓缓地礼拜下去时，心中不觉油然生起了“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忏悔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的慨叹。
之后，我们来到佛陀修道的苦行林中，我一直寻寻觅觅佛陀的身影；来到尼连禅河边，也怀想着当年佛陀过河的情况。我还到了鹿野苑佛陀初转法轮的古塔，以及他为五比丘说法的说法台；见识了灵鹫山的风光，也看到了频婆娑罗王建立的摩羯陀国竹林精舍。我在恒河边上沉思，也在佛陀涅槃塔的边上静坐，当然，也到了佛陀诞生的蓝毗尼园圣地。
关于朝圣的心情，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不过，此行在印度最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和尼赫鲁总理的见面了。尼赫鲁总理是世界有名的领袖，一八八九年出生。关于我和他见面的情况，可以参见《国际领袖们的交往片断》。
印度“五比丘塔”。距离鹿野苑遗址公园西南方一公里处，为五比丘迎佛处（一九六三年）
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由于一九六三年在印度朝圣的旅程，经由我在《海天游踪》发表后，掀起了印度朝圣热。因此，入境最困难的尼泊尔，我还特地拜托他们的皇叔洛克达桑（Lok Darshan Bajracharya），放宽尼泊尔签证，结果不但获得他的慨然允诺，竟还送给我一颗雨花舍利。可以说，我对于之后前往印度的朝圣者，也给予了一些方便。
我第二次到印度，是在一九七九年。那一次，由于第一次朝圣行造成的影响，很多人都想到印度朝圣，所以，我们就组了两百人的大团，委托信达旅行社代办，一行人浩浩****地就前往印度了。团员中有《读者文摘》的总经理陈嘉男先生，有康华大饭店的康万和总经理，有佛教学者杨白衣教授等。
信达旅行社为了我们这一个大团要去印度，还特地买了一部汽车要送我。我当然拒绝他们，总觉得，出门参访本来就应该给旅行社赚钱的。总之一句，我不要贪心就是了。
到欧洲，要有两千人去，不是问题；到印度，不要说两百人，恐怕连二十人都很困难。因为印度交通的不确定性，往往早上开车出门，到了深夜才能到达目的地。更严重的，沿途连一间厕所都没有。不过，台湾的佛教徒还是了不起的，虽然朝圣困难，大家基于朝圣的虔诚心理，也都不去计较。后来，有人索性地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在大树下，用一块布或一支阳伞遮挡，作为临时厕所。
率领“佛光山印度朝圣团”，于泰姬陵前合影。（慈容法师提供，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印度朝圣的困难，还不只如此。天气的酷热，让过去不少到印度朝圣的人，由于水土不服，丧生异域。如近代的续明法师，朝礼完毕，因为肝病发作，四十多岁就往生了。而古代求法的高僧们，能可以平安到印度又平安回到中国的，更是不到十分之一二。例如：《高僧传》里记载法显大师和玄奘大师，一个由陆路去，海路回；一个由陆路去，陆路回，他们能够成功地回到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异数。想想，我还真是大胆，竟带领了两百人，乘坐着六部大型巴士在印度境内到处游览。
由于这一次到印度的因缘，我们随行的团员、信徒们在蓝毗尼园也捐了不少钱给尼泊尔政府，作为重建蓝毗尼园、复兴佛陀诞生圣地之用。后来，我们也有心要在印度办教育，经过僧信二众的努力，历经了十数年，直到现在，才完成印度佛学院和孤儿院的兴建。
率团前往印度朝圣，在佛陀成道的金刚座下合影。我左右两边分别为慈容法师和慈庄法师（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继这一次访问之后，我又多次前往印度访问。由于大家朝圣的热忱，也启发了我在印度办理三坛大戒戒会的想法。那一次，在菩提迦耶举行的三坛大戒戒会，台上十师都是南北传佛教的长老，有斯里兰卡的达摩罗卡法师、印度的悟谦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法师、柬埔寨的僧王德旺法师、香港僧伽会的会长永惺法师等。戒子则有来自世界二十余个国家的一百三十余位沙弥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