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警察捉迷藏——我初期弘法的点滴
——我初期弘法的点滴
在我一生弘法的历程中，
也曾遭遇诸多困难。
早在我要来台湾的前一年，
人在南京华藏寺，
就曾经为了佛教的革新运动，
和教内、教外的恶势力几次过招。
隔年，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
弘法利生的困难之路更是于焉开始。
六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
我没有比别人多一分享受，
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
访问、访问，讲话、讲话，
尽管如此，不管遭遇什么境界，
我一样过得很自在。
身为出家人，所谓“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也是我一生的职志。我觉得，我所以出家，“弘法利生”本就是应有的使命感。
弘法，是将佛陀的真理普利大众，这对道德的提升，对人心的净化，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人我次序的建立，都有正面的影响。只是，弘法的过程，经常也会遭遇困难。
例如，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虽有万千信众的欢迎，但也有少部分的人给予刁难。乃至于佛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给外道用乱石打死；说法第一的富楼那到输卢那国布教，遭受抵制；在印度佛教史上，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尊者，他们在传播佛陀真理的生涯中，也都遭遇到许多的困难。
甚至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也历经了许多教难，从“三武一宗”法难，一直到近代太平天国的破坏寺庙、冯玉祥的拆寺逐僧、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以及“文革”的毁佛等等。但是当中也有很多的古德先贤，他们抱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发心，和“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的立愿，牺牲奉献、奉献牺牲。每每在我读到这许多高僧大德的事迹时，不禁也要热血沸腾，兴起效法的愿心。
在云林县北港弘法留念（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在我一生弘法的历程中，也曾遭遇诸多困难。早在我要来台湾的前一年，人在南京华藏寺，就曾经为了佛教的革新运动，和教内、教外的恶势力几次过招。隔年，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弘法利生的困难之路更是于焉开始。
先说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的时候。那时承蒙新竹县佛教会要我每个星期六到新竹市城隍庙前的广场讲说佛法；但是，青草湖的派出所不知奉谁的命令，却毫无理由地不准我前往。我想，我并不是张学良，也不是孙立人，还不够资格被限地居住，因此就向派出所提出抗议。当时蒙受一位警察好意，对我说：“你可以去讲，但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先到我这里备案。”横竖我们光明磊落，就是报备了也不会坏事，所以每一次出门，我都会去向他请假。
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师生。前排左起：志定、性定、慧定、善定（右一）等法师，后排左起：心然、心悟、煮云、本人（时任教务主任）（一九五一年）
在这之前，我于中坜圆光寺居住，警察先生大概是碍于妙果老和尚的面子，都是白天前来查对户口，探看我们是否安住寺中；但是到了新竹青草湖，警察则经常是半夜三更来敲门，说是要查户口。甚至到了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兰的时候，也经常在半夜被叫起来对户口。本来很平静的生活，就给这样的干扰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从新竹来到宜兰，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宣扬佛法。不过那时候，我知道光是口头讲说，并不能引人入胜，所以就买了一台扩音机，大小几乎如大鼓一般。透过扩音机扩散出去的音声，也就更为好听了。同时，为了引起信众的注意，我从日本买了一些佛教故事的幻灯片，如“贫女的一灯”、“鬼壳的面具”等等。只是，那些幻灯片的画面，难免有日本文字出现，一位派出所的警员看了，当场就叫我停止放映。这也很难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才光复不久，正要去除日本文化，我怎么可以放映日本的幻灯片呢？
但是，话再说回来，教育并不是政治，实在不应一概地泛政治化。不过无奈于时局，我也只有服从指示了。没过几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一位姓郑的警察跑来找我，说是长官指示要举行警察考试，想要借用我念佛会的讲堂作为考场。我想起他不准我播放幻灯片，以及半夜藉故查户口的事情，也就不客气地说：“不借！”
当然，他只有把我的拒绝回报给他的长官分局长。分局长知道了，也不避讳地就跑来找我。我一见到是分局长来，赶紧藉机就说：“分局长，你要借用场地举行考试啊！没有问题，欢迎、欢迎！我只是因为刚才那位警察经常来找我们麻烦，才不肯借给他。现在分局长你出面，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过几天，那位姓郑的警察就跑来跟我说：“你害得我好苦哦！我现在被调到太平山去了。”那时候，太平山和宜兰之间，来回都要一天半天的，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听了他的话，心里想了一下，我说：“郑先生，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你给我不方便，当然你也就得不到方便了啊！”
总之，我在台湾的弘法活动，经常要和警察应对，甚至偶尔来个捉迷藏，到后来也变得很有经验了。
记得是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左右，我们在宜兰县一个叫作“龙潭”的村庄，利用临时找来的汽油桶，上面铺盖二块木板做成舞台，再以十二块钱装了一盏电灯泡照明，就开始说法了。
说法途中，有一个警察忽然出现在汽油桶旁边，也就是我的脚边，对着我说：“下来！下来！”我低头一看，是一位服装穿戴整齐的警察，心里立刻料想到，他叫我下去，必定是不准我在这里说法，如果我不下去，恐怕会惹上“妨碍公务”的罪名；可是如果这时候下去，又怎么对台下的听众交代呢？不得已，我就叫了在一旁的吴素真小姐，也就是现在的慈容法师。我说：“你先来唱个歌，安抚一下信徒，我下去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