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在交涉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电视台甚至不赞成我用“无尽灯”这个名称，自行改名叫做“甘露”。虽然我觉得“甘露”这个名词过于柔性，但是为了让佛教节目在电视台打开一个播出的先例，不得已，也只有勉强接受。
再说那天早上接获电视台来电之后，就一直觉得度秒如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位负责人却始终不肯松口。等待中，不禁也叫我心里不断地嘀咕：一个电视节目，怎么说不播就不播？
后来，我还特地前去电视台表达我的不满。我说：“我们早就约好了，你怎么可以临时取消？”
他却回答我：“和尚不能上电视！”因为这个节目的最后，有我三分钟的说法。
我说：“咦？电视连续剧里，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现吗？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就不可以？”
他竟然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他们是假和尚！”
我真是气不动：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却可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呢？不过，无可奈何之下，我也只有妥协，让他们把我最后三分钟的开示剪掉了。犹记得那一段开示，主要是在提倡中元节节约拜拜，这对社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教育？可是万万没想到，现在节目却仅剩二十一分钟就得草草结束。
我猜想，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高层人士指使他不可以播出佛教节目，否则他岂敢如此大胆决定？
由于最初“中华电视台”诸多不可以，所以之后再制作的节目，我就搬到中视播出；后来，中视也说不可以，我就又搬到台湾电视公司。毕竟他们为了商业利益，要求每次十二万元的制播费用，我哪有能力长期应付呢？
虽然电视弘法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观众的欢喜不可言喻，但是四十年前，上电视弘法背后的辛酸和痛苦，不但鲜为人知，也是现代人所难体会的。
不过，后来情况渐渐有了改变，教界很多人在电视台都拥有节目，而我也游走在三台之间，如电视制作人周志敏小姐为我制作，在中视播出的《信心门》、《星云说》，在华视播出的《星云法语》，在台视播出的《星云禅话》、《星云说喻》等节目，几乎都是每天按时播出。甚至《星云法语》还曾经在民视播出一段时间。
像这样每次讲五分钟，电视台就支付我六百块钱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不是贪图这六百块钱，只是对于能改变社会人士对佛教的看法，心有戚戚焉罢了。甚至于这许多节目，还屡次荣获“行政院新闻局”给予的“社会建设金钟奖”的肯定，重新写下了佛教在电视传教的历史。
不过，尽管我得过很多奖，如：“教育部”的“社会教育有功人员奖”、“内政部”的“一等奖章”，也曾得过政府颁发的“国家公益奖”；但事实上，“奖”在我的心里，一点影响都没有，倒是让我回忆起当初奋斗的过程，固然有一些酸楚，却也有一些甜蜜。
还记得一九七一年左右，我被“中国佛教会”摒除在外。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沮丧，反而越挫越勇，心想既然不能进入“中国佛教会”的核心，那就改走其他的管道。于是，我与开证、灵根、宏印等法师，以及李中和、王金平等居士，共同发起筹组“中国佛教青年会”。
筹组佛教青年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富贵，只是想要弘扬佛法。一来，为佛教储备人才。尤其对于没有财富地位的青年来说，加入青年会不啻是发挥人生能量的最好选择。二来，佛教实在需要年轻化。综观佛菩萨圣像，既没有胡须，也没有皱纹，可见得佛菩萨都很年轻，那么为何我们要不重视青年呢？
当我把成立佛教青年会的章程、办法等资料送进“内政部”的时候，“中国佛教会”得知消息，强烈反对，奔走阻止，并且派人向“内政部”请愿，不可以让佛教青年会成立。这也就让我大感不解：你走铁路，我走公路；你走航道，我走水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有时真是为了想成就一件事情，十分支持的力量都还抵不过一分反对的力量。终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主任萧天赞先生来到佛光山访问，要我打消成立佛教青年会的计划，他说保证我在两年内，也就是在下一届“中国佛教会”改选时，让我当选理事长。
这段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好似在做买卖交易。事实上，我成立佛教青年会的发心，并不是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一职就可以替代的。再说，萧天赞先生也没有资格为我作保证，如果他明年调职了，或下台转换职务了，我去找谁来兑现这个承诺呢？
成立佛教青年会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志愿，但是对于他费尽唇舌的劝说，期期以为不可，我也只有同情他的处境和困难了。只是这时的我真是心灰意冷了，就对萧天赞先生说：“佛教，不可为也；国家，也不可为也。”
关于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的一些资料、章程，分别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九七九年一月的《觉世》旬刊七五四期、七五七期刊登过。可惜“中国佛教青年会”还没有诞生，就已经夭折，为佛教的前途写上了“不可为也”的感慨，令人感到惋惜。
后来，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多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董树藩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内蒙古人）有一天忽然来找我，要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表示这个组织能与蒙藏委员会同步来往。我很能了解他的用意，因为在当时，蒙藏佛教的问题很复杂。
自从一九五九年，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私自出走，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后，西藏人士对于过去国民党施予的分化手段，以及对他们的种种欺骗、打击，便极为仇视。因此，董树藩先生也就希望透过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作为汉藏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但是我心想，我对西藏佛教一无所知，既没有和西藏佛教往来的因缘，也不晓得西藏佛教的现况，只凭着这么一个单位，就能建立双方良好的关系了吗？尤其当时国民党官员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需要你协助时，千言万语尽是说明他的希望；不需要你时，千言万语说的都是“不可以”。明知道自己处在给人利用的情况之下，但是想到现在是国民党主政，我帮忙国民党，就是帮助人民，我不给人民利用，又给谁利用呢？最后还是同意了。
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提倡显密融和、禅净融和、南北传融和、僧信融和、传统与现代融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中华汉藏文化协会”成立了以后，我顺利地当上理事长。期间，一九八六年，我召开“世界显密佛学会议”，邀请了西藏佛教四大派系：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的法王，以及数百名喇嘛，还有学者专家近千人在佛光山集会。
就这样，我和西藏佛教搭上了桥梁。甚至大宝法王的大弟子泰锡度也曾到访，向我表示要在台湾举办盛大的汉藏法会，希望我能赞助他二十万元美金，作为筹备之用。我基于他在密教的地位崇高，同时也想趁此因缘正可以好好合作，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也就毫不犹豫地给予资助了。
除此之外，大宝法王的第二位弟子夏玛巴要我帮助他们兴办佛教学院，我也慷慨解囊，捐助了两万元美金。对于这许多点点滴滴的资助，我并不计较多少，只是后来我发觉到，自己好像是代替政府来照顾西藏人民，做一些联络工作，除了给予一些经费上的帮助，支持西藏佛教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力量可言。
因此，做了两任六年的理事长之后，想想还是觉得不适合续任，就央求好友，台中密藏院的田璧双喇嘛接任理事长。那时候，把这样一个烂摊子交给他来承担，我心里感到很不忍，但也实在是不得已。
田璧双喇嘛（一九二五年生，安徽郎溪县人）是一位正直的君子、虔诚的佛教徒，数十年前，他在高雄担任税捐处处长时，我就和他有来往。他接任理事长之后，行事周全，很令人敬重。
以上所说，是我六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我没有比别人多一分享受，吃，没有比别人多；玩，也没有比别人多。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访问、访问，讲话、讲话，尽管如此，不管遭遇什么境界，我一样过得很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