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只有安慰信徒，请大家稍安勿躁。随后，我拿了身份证就前往要塞司令部。从寿山寺到要塞司令部，不需几分钟就到了。我在门口做了登记之后，警卫就放行，让我进到他们的办公室。这时一位上校早已接获电话通知，威风十足地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具备军阶的常识，所以看到他肩膀上有三朵梅花，立刻就知道他的阶位。
他一见到我，开头就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上校先生，我是为寿山寺的事来的，但是我来，并不是请求你不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和尚，你拆了寿山寺之后，我到其他寺庙去挂单也是可以。只是，有两件严重的问题，我不得不告诉你。”
他听了之后，很大声地说：“你说！哪二件事？”
我进一步解释：“前两天，越南的吴庭艳总统被杀害了，搞得越南这个国家动乱不已，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为了挂佛教旗的事。因为吴庭艳总统是天主教徒，不准许民众挂佛教旗，所以引起广德大师自焚，社会纷乱，连总统也被杀害了。现在寿山寺是全高雄市的信徒们出资，才刚兴建完成的，你下令叫高雄市政府拆除，这就等于拆除他们的家一样，比起一面佛教旗，事情还要更严重，其后果会是什么样，我真是不敢想象。”
我又说：“第二件事，现在大陆也正因毁坏寺庙、解散僧人，喧腾国际；假如在你拆除寿山寺时，忽然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传送到海外的报纸发表，那么，当国际得知台湾一样在毁灭佛教时，恐怕也是难为情的事了。”
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很紧张，赶快就问我：“那怎么办？”
我说：“要怎么办？很简单，你重下一道命令给高雄市政府，叫他们不要拆除寿山寺就好了。”
他立刻说：“我照办！我照办！”满天的乌云就这样消散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很勇敢的。
当年寿山寺遭遇的困难可谓不一而足。寿山寺位于寿山公园的路口，那时候，为了让佛学院学生可以到处去参学，我们买了一部中型巴士，固定停放在寿山寺门口。但是寿山公园的管理单位却不肯让步，一直认为我们的车子是停放在他们的公园里。不过，由于他们只是一个公园的管理所，并不是武装部队，不能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就缓和了下来。
可是过后不久，他们竟然想了一个方法要来对付我。他们请了人在公园的入口处砌了三个台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分明是要让我们的中型巴士无法开上寿山寺门前。事发那天下午，我正在为信徒举行皈依典礼，有人通报我：“公园管理所把我们的坡道拆除，说是要在那里做台阶。”
我一听，非常生气，想着：那坡道是我修建的，就算你要拆除，怎么能不知会我们？何况这是门口！我赶紧叫信徒洪淑贞说：“你赶快去替我阻止，不要让他们把坡道破坏了。”但是，她哪里敢？旁边还站了警察呢。
于是我匆匆地把皈依典礼结束，连海青都来不及脱掉，就立刻赶到了现场，指着警察说：“你真是不懂事，怎么敢来拆除这个坡道？难道你不知道吗？前天，蒋夫人才来参观视察妇女习艺所，假如你把坡道拆除，下次她再来，车子开不上来，她的安全你能负责吗？”当时妇女习艺所，就位于寿山寺的后面，进出都得经过寿山寺。
他给我这么一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接着说：“你赶快把它修复好！我为了蒋夫人的安全，在这里花钱做坡道，你却来这里搞破坏。”
我自知是蛮理，但他也不敢得罪蒋夫人。你们用蒋夫人做背景，我也用蒋夫人做背景，所以这个坡道至今四十多年仍然保持原状。
台湾光复后的初期，政府给予佛教的自由空间很少，带给佛教徒很大的压力。尤其，每天的报纸都在批评拜拜，说要取缔拜拜，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佛教徒敢站出来说话。为此，我挺身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赞成改良拜拜，不应取缔拜拜。我说，既然拜拜是浪费，那么许多达官贵人每天在饭店里喝酒跳舞，难道就不是浪费吗？老百姓藉拜拜之名，即使有一些吃喝之事，也是他赚来的钱财，难道娱乐一下就叫做浪费了吗？
再说，若以社会活动的观点来看，农工商界花钱拜拜，趁此联络亲友，不也是一种交流联谊？就是把钱都拜完了，他努力工作，明天不就又赚钱了？只准达官贵人玩乐，不许民间拜拜，这个社会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因此，我主张改良拜拜，只要不杀生、不比赛、不铺张浪费，用香花素果来拜拜，可以净化身心，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政府是不会认错的。只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人说“取缔拜拜”这句话，几十年来，妈祖的迎神赛会、各个神庙的庙会都能很正常地发展。
说到政府单位，过去民政厅有一位科员，经常用一些单行法规来找佛教的麻烦。例如，寺庙要会同乡镇公所才可以开功德箱；每个月要把账目张贴在门口；修建寺院不可以超过五万块钱……为此，我也不断地和民政厅抗争。
好在后来遇到廖福本、高育仁这许多民意代表、长官，事情才慢慢改善。高育仁先生，就是现在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岳丈，曾经做过台南县县长，后来担任台湾省议会的议长。
对于弘法传教，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都是不畏惧的。那时候，宜兰有一位青年叫郑秀雄，就读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他邀请我去师范学院做一场讲演。在我来说，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像中兴大学、成功大学等学校，我都曾经受邀前往讲演过。但是，就在我即将于台北师范学院讲演时，尽管海报都张贴出去了，我人也从宜兰到了台北，准备要赶往师范学院，这时在台北车站等我的郑秀雄却是很落寞。待我抵达车站后，他失落地对我说：“师父，学校不准您讲演。”
我虽很意外，不过也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学校既然不准许，我不去就好，这只不过是一场讲经说法，事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于是我就安慰他说：“不要介意。”
后来我想，师范学院既然不准，我就到台湾大学试一试。只是台湾大学听说师范学院不准我去，就更加不愿意了。那时候的佛教，没有什么发言的力量。不过，当我把日本的出家人，驹泽大学荣誉教授水野弘元先生请来台湾时，我曾打电话到台湾大学询问：“日本有一位名学者来台湾，贵校愿意接受他去做一场讲演吗？”那时候我是抱着一股不服气的心理去联络的，想着：台湾的和尚你不欢迎，那我就找日本的和尚来讲！
应台大校长李嗣涔之邀，于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讲授“我的学思历程”（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
一直到了近几年，台湾大学政治系张亚中教授邀请我到学校讲演“禅门的自觉教育”，乃至后来校方找我在他们的“名人讲座”中讲述“我的学思历程”，由李嗣涔校长亲自接待主持，我终于扳回了三四十年前拒绝我到师大、台大讲演的一口气。
说起弘法布教的辛酸，尤以在“中华电视台”播演佛教节目的过程，最令人感到不平和伤心。
话说过去我每年虽然都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三天，但也受到馆方的种种牵制和刁难。每一次为了发给的门票数目，一定要计较一番，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多发一张。甚至于到了讲座当天，也一定要在他们规定的、接近讲座的时间才能入场。有时候，看到信徒在寒冬之中大排长龙，而他们却怎么也不肯开门，实在叫人不忍心。最后我只有走上向上级单位诉状一途，只是上级单位也没有人愿意听信我们的话。
佛学讲座。地点：台北“国父纪念馆”（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
所以，三十年来，我每年三天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佛学讲座也是一段辛酸史。但也因此，我开始设想在电视台制作节目，好让更多人可以听闻佛法，让佛教更为普及。
说到当年在“中华电视台”制播节目，那时候，我花了大约十二万元的制作费，制作一集二十四分钟的节目，并且和电视台签下了三个月的播出合约。每集十二万元的制作费，在四十年前可说是一笔很庞大的数目，但是为了弘法，我毫不吝惜钱财地就请了白厚元先生担任制作人。
在制作节目的同时，我心里也在设想节目名称。想到佛法如同人间的光明，便将节目定名为“无尽灯”。“无尽灯”这个名词出自于《维摩经·菩萨品》的典故，有“灯灯无尽”、“光光无碍”之意。
其时，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周知大众当天晚上七点钟，将有一个节目要在“中华电视台”播出，请大家准时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有一位姓萧的负责人却在当天上午还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这个节目不准播出！”听闻这个消息，宛如晴天霹雳，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我都已经昭告观众这个节目即将播出，你却忽然说不准，教我如何向信徒交代呢？对我来说，丧失信誉的伤害也实在太大了。再说，我和你订了合约，也付了费用，又怎能说不播出呢？
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到法院按铃控告的，但是想到光是气愤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开始设想各种解决办法。后来，凡是与我有缘的人，我都请他们协助，甚至还找上了郝柏村、蒋纬国先生帮忙，让他们知道今晚的节目是非播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