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召开佛教显密会议
那一年的十二月，
确实轰轰烈烈召开了“世界显密佛学会议”，
政府各部门，
以及各种安全单位，
都极力给予我们支持及帮忙。
蒋经国先生、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先生等均致贺电。
另外，四大教派的法王平时王不见王，
除了达赖喇嘛之外，
萨迦法王、直贡法王、贝诺法王都如约而到。
还有许多密宗喇嘛、仁波切，
以及南北传法师和佛教菁英、学者专家都受邀而来，
讨论佛教未来的发展，
借此促进佛教团结融和，可谓盛况空前。
中国佛教发展为显教和密教后，密教成为青藏地区神秘的教派，显教则普遍覆盖了中国其他地区。有人欢喜密教，但也有一些人反对密教。从中国元朝开始，密教受宫廷的重视，发展到明、清，密教更因迎合皇室的需求，甚至成为喜乐的工具。可是对于密教的发展，许多学者、教界人士却非常忧心会对佛教前途不利，这也是因为对密教的不了解，和某些藏传喇嘛个人的行为不当所引起。
我到了台湾之后，台湾的政府受到西藏人士一些误会，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打击他们，制造矛盾和离间，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这许多政治事件的内容，我们也不太懂得。后来，我到印度去救济藏区的难胞，达赖喇嘛下令不可以接受台湾的物资，可见他们对台湾的歧视。这又是后话了。
我发觉当年太虚大师弘扬佛教的理念里就分有：汉语系、藏语系、巴利文系、英语系、日语系等，我心里想，西藏佛教还是值得去研究一下的。
像太虚大师的弟子来自河北深县的法尊法师，首次有系统地把藏文经典翻译成汉文，把汉文经典译成藏文，而得以显密交流。假如说他是学习藏传佛教最有成就的汉人，实不为过也。
当年河北省主席张笃伦的公子张澄基，十八岁时就毅然赴藏修学密教八年，后来娶了于右任先生的女儿于念慈作为眷属。他们一起留学印度，之后在美国成为各大学的名教授。他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冈波巴大师传》风行了台湾。另外还有一本《佛学今诠》，也相当受到重视。一九六〇年代，我还特别请张教授来佛光山教授佛学，并且在山上住了数个月。
密勒日巴是近代西藏佛教的高僧，确有其人，具神通力，可称为现代的大阿罗汉；密勒日巴苦学的精神，实在可以成为佛教青年励志最好的榜样。我想，因为密勒日巴尊者的关系，台湾民众对藏传佛教建立了一些好印象，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佛学院教授历史并且善于讲学的钟锦德老师，本来说要跟我出家的，后来跑到台北拜一位女喇嘛贡噶为老师，学密去了。
这位贡噶喇嘛，在家名叫申书文，是一九〇三年出生的满清贵族，也是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道号贡噶老人。“七七”事变时，曾经到重庆会见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学习藏文，并到四川海拔八千公尺的贡嘎山苦修了三年。后来经香港来到台湾。一九六一年，位在台北县中和市的贡噶精舍落成，我和她有过来往，她也曾来过佛光山，声望很高，人也很正派，活到九十五岁才圆寂。
另外，我的好友曾在高雄市做过税捐处处长的田璧双，后来辞官不干，也去做起喇嘛来了。甚至，一不做二不休，想在台中兴建密藏院，但是为了土地环评的问题，始终不能通过。虽然那时候台湾也希望有一座密教的道场，但终成泡影。
作为“中华汉藏协会理事长”，台中密藏院请我主持皈依灌顶典礼，右立者为田璧双喇嘛（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九二年，田喇嘛邀约南区国税局及高雄税捐稽征处处长等人，特别来佛光山与我们海内外各别分院住持及单位主管二百余人举行座谈，可以说为本山上了一堂“税务课”，对税法的归类与性质，做了完整的介绍。
贡噶老人、田璧双、张澄基、钟锦德等，都是我周围的知识朋友。但因我在新竹讲习会教书的时候，印顺长老、演培法师都曾说过，印度就因密教而使显教灭亡。所以，我对密教也就心存戒心。
我初到台湾在宜兰弘法，一九五六年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新建落成，当天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章嘉活佛率诸山长老前来剪彩启钥，受到教界人士的重视可见一斑。有了章嘉活佛的出席加持，佛法便很快地深入到广大的兰阳地区了。
章嘉活佛是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一九三〇年受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后来参与“中国佛教会”重整，与太虚大师合作无间，也曾担任过蒋中正的资政。一九四九年由成都仓促搭机来台湾，“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他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对显密佛教的促进不遗余力，但他六十八岁就圆寂了，令人深感遗憾。
后来换了白圣法师做理事长，我受到的干扰颇多。例如，五十年前，我创办东方佛教学院时，白圣法师在会议上公开说要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亏当时的秘书长冯永桢先生挺我。冯永桢是山西人，为人耿直，我与他的上司，曾做过“内政部次长”的王平先生也是好友。
冯永桢告诉我，在会议上他跟白圣法师讲，天主教办了很多圣经学院、基督教也办了不少神学院，我们也没有要打倒、取缔它们，为什么我们要去打倒、取缔佛教办的教育机构呢？
还好有冯永桢主持正义，否则我可能又更增加一些麻烦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要登记、要传戒、要出访办手续，都必须获得“中国佛教会”的同意，但是每次我去办理，他们不但不同意，而且还是明白、公开地拒绝。
例如，依空在东京大学留学，依照在美国和慈庄一起建西来寺，依空的父亲及依照的母亲往生时，她们回来台湾奔丧后，再想回去日本、美国，“中国佛教会”就不核准她们的申请书，不帮她们转到“内政部”、“外交部”了。慈庄为了再到美国，几乎办了一年的手续，周转挫折，才能成行。
此外，一九六九年时，慈惠、慈嘉、慈怡要到日本留学，我跟“内政部”、“外交部”都已经说好了，但程序走到“中国佛教会”就受到阻碍了，申请书就在时任秘书长悟一法师的办公桌上，整整办了二年都走不出佛教会。最后政府给予压力，慈惠她们才能成行。
后来，承蒙社工会总干事林江风先生私下跟我说，你们将来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有了一个基金会，办一些国际往来事务、申请出访，总有一个名义，就可以不必经过教会。其实，我们也不懂得这许多法令上的关系。可怜这些跟我学佛的青年，受到这许多遭遇，我想他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爱佛教，我们爱教会，但像这样的教会，叫我们如何爱它？如何和它合作？实在难矣！我对世间上有权力的人，如果用智慧教训人都还有话可说；但用权力压制别人，这不公平的。因为权力是公家的，不是个人的，不能假借公权力来欺压别人，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尽管我在台湾受到“中国佛教会”的排挤，而且我也知道，所谓交通不怕多，有了一条公路，再有一条铁路，甚至再有高速公路、隧道、空中航道等，都有好处，但我是不愿与佛教分裂的，因此对于组织一个教会的事，我一再犹豫、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