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团的人马在北京首都机场会合，由姬鹏飞先生、赵朴老，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重要的领导，与大家见面。赵朴老一见到我，互相握手，他连说：“一时千载，千载一时。”这句话后来就成为两岸之间来往的名言。确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于阔别了四十年的大陆，竟能重新踏上这一片土地，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也极愿倾己所有来和大陆社会各界广结善缘。为了感谢赵朴老在过去一年中，送给我分装成好几十箱的《西藏大藏经》和《龙藏》，今天能够再回到大陆，我也把一部大巴士送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同时将许多家电，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分送给有缘人，并且提供赵朴老弘法经费，以表心意。
赵朴老对佛教的热心无话可说，我想，在“文革”后，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就是不断地跟各级干部交涉，几乎每天都要求开放这里的寺院、开放那里的寺院，积极地为佛教争取空间。我也想，今天中国诸大名山、诸大丛林能够提早开放、提早发展，这应该也与赵朴老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办有中国佛学院一所，学生百余人，成为全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另外，在南京栖霞山寺和四川法王寺等，也都办有分院。赵朴老在北京，以及后来和我的几次会面，从来不谈及个人的得失，都是关心佛教的未来。他一再地强调，佛教最需要的，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可见他对佛教人才的培养，有多么的重视。
我们在北京访问五天后，由中国佛教协会安排我们走访全国各地，包括各省政府、重要的丛林寺院，都给予我们特殊的待遇。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月当中，访问了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四川的峨嵋山，我的母院南京栖霞山寺，我青年时期就读过的金山、焦山，以及唐朝鉴真大师驻锡过的高旻寺、大明寺，最后到杭州名刹灵隐寺等。
一九八九年那个时候的大陆经济，实在说也还有困难。例如，我们访问到某一个省，省长就摆明跟我们说，我们请客，你们出钱。话虽直接，但我们也欢喜乐于这样坦诚的来往。
在临别前，赵朴老跟我说，希望我能把《佛光大辞典》给大陆发行。那时候，《佛光大辞典》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刚刚编就完成，印行未久，有着“佛教百科全书”的美誉，他非常地欣赏，因此跟我提出将版权让渡给中国佛教协会。
实在说，赵朴老提出这样的愿望，让我无法拒绝。由于我也敬重赵朴老的人格品德以及赵朴老对佛教的热心，所以《佛光大辞典》就在大陆发行至今。听说后来还有一些盗版的书在韩国、日本等地流通。这也可以说是赵朴老对中国佛教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大贡献吧。
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安排“弘法探亲团”走访全国重要的丛林寺院。左起：茗山长老、赵朴老、本人、赵夫人陈邦织女士、明旸长老
我们在大陆访问一个月后，于四月下旬各自回到各人的原居地。不久，就听闻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事件发生后，我们除了为大陆祈愿，希望不要再有动乱，大家能够相忍，共同谋取和平；并且早期情势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基于人道，给予医药的供给。后来因为政府出面处理，我们就未再置身其中，所以也就超然于争端之外了。
就如离开中国的一些民运人士，我们也没有与他们多所来往。甚至于民运人士要来商借西来寺，作为超度、祭悼场地，我们也因美国法令——宗教场所不提供给政治使用，恐怕不方便，而建议他们最好在公园里举行。
受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之邀，于南京西康宾馆与诸山长老见面。左起：赵夫人陈邦织女士、慈惠、慈庄、明旸、赵会长、本人、慧军、圆湛、茗山等法师（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吵吵闹闹、熙熙攘攘，到了隔年五月的时候，我正在澳大利亚弘法，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许家屯先生希望在西来寺暂住数日。我根本就不想及其他，一口就答应了。因为我认为佛教有救苦救难的使命，不管什么人等要借住，这个方便之门，是永远为大家开着的。
哪知道，这样一个决定，为我带来了灾难，以致之后十多年，都不许我再踏上北京。但是，赵朴老实在是一位有心人，为我做了种种的努力。我和他偶尔也有些来往，例如，国际佛光会成立的时候，我想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这还是我自己亲笔写的信函，但他都没有回复我一字，可是别的信函，倒是回复很多，唯对此事一直都不得答案，如今也没有答案了。
时间到了一九九三年一月，我人在美国，大陆突然来了一通电话，要我们三天内到大陆，说是可以作探亲访问。我想，这必然是赵朴老为我做的努力。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和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往来，强烈地为我保荐。也有人告诉我，当时李瑞环了解后，即刻让有关部门通知我可以回乡探亲，并且还用手这么一摆，说：“我才不相信，一个出家人的袈裟，就能把我们共产党打倒吗？”因此，我才得以第二次踏上大陆探亲之路。
当时，我的母亲已九十多岁高龄，住在南京雨花台，那是由萧碧霞师姑等为她购置的雨花精舍。我到达时，赵朴初已经先我从北京抵达南京，住在西康宾馆等待我的到来，并且亲自书写一首他所作的偈语：“慈光照三界，大孝报四恩。”在我拜访他的时候当面交给我。
隔年，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再度回乡探亲，他又从北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南京，盘桓数日后，再回去北京。对于他这样的不畏长途奔波，以及期间他题写了十余首诗词相赠的心意，我始终铭感不已。例如有一首《调寄忆江南》写着：
经年别，重到柳依依。烟雨楼台寻古寺，庄严誓愿历僧祇，三界法云垂。
金陵会，花雨满秦堤。登岸何须分彼此？好从当下证菩提，精进共相期。
让我印象深刻，其余的，也随此记在文后了。
在这当中，他悄悄地跟我讲，对于中国佛教协会的未来，希望我可以做他的继承人。我知道，这是朴老对我的爱护之心，或者他也看到佛教需要人才。但是我实在愧不敢当，我知道这是一个梦想，是不容易实现的。
后来一九九九年在香港，我们又再会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我已经九十多岁了，我对世间还有什么留恋的呢？我现在重要的心愿，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在大陆为中国的佛教作出贡献。
他一直推崇我，说我是佛教史上能够跟佛陀媲美的人，因为佛陀把佛教带到五印度，而我能够将佛教带上五大洲。其实，这都是我不敢听的话。因为，佛陀的威德，让他在当时印度那样交通艰难困苦之下，能够创立教团，走遍五印度；让他在九十六种外道的前面，能够树立佛教救世的慈航；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在五大洲的一点星星之火。相较起来，这又能算什么呢？
赵朴初以诗词《调寄忆江南》相赠，后来刻在佛光山的“百人碑墙”上
但是，对于赵朴老他的心愿、他的远见、他的期望，我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我不说出来，也辜负赵朴老对我的厚爱之恩了。
与江苏灵山大佛集团董事长吴国平先生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我到大陆探亲，赵朴老两次南下和我会谈，当时他已年近九十岁的高龄，又是从医院出来和我会面，真是感动不已。在我们谈话时，由于他的耳朵已经有些重听，所以我跟他说话，音量必须大声一点。但有时候，他示意我也不要太大声，为什么？他说：我要听的，都能听得到；我不要听的，通通听不到。
在赵朴老这两次南下中，有一件我觉得值得追忆的事。他为了要跟我见面，在南京盘桓数日以后，借着空档，就到无锡巡视，希望复兴建于唐朝的古寺——祥符禅寺。他到达祥符禅寺时，当地的领导们希望借助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力量，在无锡建一尊高八十八米的大佛，后来朴老取名叫“灵山大佛”。中央看在赵朴老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的意见，特予批准。这可以说是在大陆佛教发展上最具起头领先的作用。
所以后来灵山公司董事长吴国平先生，一定要在灵山大佛的边上建一所宿舍，并且一直要我去驻锡。为什么？他经常对我提起，如果没有我的因缘关系，赵朴老不会去无锡；赵朴老不去无锡，就没有灵山大佛。只是我一生云游四海，漂浮不定，就是在无锡辖下宜兴重建的祖庭大觉寺，我也很少有机会前往。因此，也只有谢谢灵山大佛的慈恩浩**了。
最遗憾的是，赵朴老没有能到台湾佛光山一行。我曾和他相约，他也一直期盼着前来。只是，那时候两岸情势紧张，对于中国大陆这样地位高的干部，行动不会给予那样的方便。尤其，在即将要成功的时候，台湾的媒体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消息：“大特务赵朴初要来台湾。”台湾的安全部门相当紧张，认为大特务要来，这还得了，所以赵朴老就一直不能来台，这是我最引以为憾的地方。
他也建议我在佛光山建一座大佛。其实那时候，我在佛光山东山之上，已建了一尊一百二十英尺的接引大佛。由于我没有告诉他，他便一直想要实践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各建一尊大佛的愿望。
后来在香港，赵朴老很遗憾抱歉地对我说，一九九八年佛陀舍利到台湾，大陆方面认为这是达赖喇嘛赠送的，佛教协会不得不出面否认。之后才知道，佛陀舍利不是达赖喇嘛赠送的，而是另外由贡噶喇嘛和许多法王、仁波切共同认证赠送的宝物，他一直引以为歉。其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因为我一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是非非，不去睬它就没有事了。但是有一些人，对于错误就是不愿意修正，那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从一九九九年那次我与赵朴老会面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但我心中一直记着赵朴老期盼两岸佛教能有因缘往来，促进社会安定，带给人民和平安乐的愿望。
尤其在我第一次返乡探亲时，朴老特地邀我到西安法门寺瞻礼佛指舍利，我想，如果台湾民众也能同沾法喜多好。我向赵朴老表示，希望能恭迎佛指舍利到台湾，让民众瞻仰礼拜。当时，朴老也抱着乐见其成的态度。但历经十多年，种种因缘所致，我虽然心系要促成这件事，却一直无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