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平
先说在佛光山成为第二代大师兄的心平法师，他是台湾宜兰人，一九三八年出生。曾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间，担任佛光山第四任及第五任住持，大家都称他“平和尚”。
心平和尚与宜兰念佛会附设慈爱幼稚园兰花班第二十四届毕业生合影（一九八一年七月）
佛教有一个传统的规矩，丛林里只能有一个人称为“大和尚”，或“和尚”，或“老和尚”，其他的人都不能称作和尚，只能称为某某法师或某某当家师，或者以各种职务来称呼他为某某师父，例如香灯师父、知客师父、堂主师父等。和尚，是“亲教师”的意思，应该等同学校的校长。
我在宜兰弘法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到雷音寺参与佛教活动，谁有善根出家我也没有想过。一九五九年，慈庄、慈惠等人，在台北三重埔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时常要寄发流通的佛教书籍、刊物、文物等，因为印刷品沉重，我看女众做起来实在吃力，就说：“假如能有一位男众来帮忙，就非常圆满了。”正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慈庄、慈惠、慈容等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我们宜兰有一位青年叫吴天赐，家里开印刷厂，每天都会到雷音寺，师父如果肯得叫他来协助，他一定会愿意。”
接着，旁边又有人说：“吴天赐早就想要跟师父出家，只是他不敢说，如果师父叫他来帮忙，他一定会跟你出家的。”就这样，我从台北打了一通电话到宜兰给他，吴天赐接了我的电话后，没有几个小时，就从宜兰到了台北。我跟他说：“现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包书、印书、搬装、寄发工作，需要一位有力气的男众来帮忙。”他毫不考虑马上答应，就这样留了下来，投身到我的门下。
按理，慈庄等人在佛门的资历、年龄都超过他，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位来入道的男众，她们也不好意思称呼他师弟，就叫他师兄。这样子一来，在佛光山，他就名副其实成为标准的大师兄了。
吴天赐生性忠厚寡语，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二三年期间，从不随便说话攀缘，工作上从不推辞，不投机取巧，也不借口玩乐，为人正派，是一位非常本分的青年。
大家都认为他有条件出家，但是他不敢提出，怕被我拒绝。确实如此，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有多人表示要跟随我剃度出家，但我都婉拒了。传统丛林寺院里，收了一位徒众，就必须负起养育他、教育他的责任；当时，我既没有寺庙，也没有净财，连一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岂能谈什么养育、教育呢？
后来，在大家的催促下，他们要我叫他出家，甚至在宜兰电信局服务的萧碧霞小姐也对吴天赐说：“师兄，你如果跟师父说你要出家，所有衣单，都由我供养。”他被大家鼓励得非得要跟我请求出家不可，而我也被大家说得非要收他做徒弟不可。因为这一位青年吴天赐，他对人间没有欲望要求，也没有男女的分别心，只注重为众生服务，性格忠厚老成。基于这许多条件，我就答应给他机缘出家，于一九六三年剃度，题取法名心平。隔年，在基隆大觉寺受具足戒，成为一位比丘。
心平出家以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我没有寺庙，第二我在高雄筹办的寿山佛学院，都是招收女众，他是男众，但我已没有地方再办男众班了。好在为时不久，我就把他一起带到高雄大树开创佛光山。
到了高雄开山建寺，想到将来在法务上必定需要法会佛事，所以先派他和心定两人到台北学习法务，想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回来了。本来预计学习三个月，怎么只去半个月就回来了呢？心平说，台北的经忏佛事待遇太好，给人的**力太强，钱收多了，就不会想再回来，还是安贫乐道比较安全。
我很欣赏心平的看法，他到底是个有善根的人，知道自己初出家，在台北繁华的社会里，环境容易让人迷失，所以，就让他们继续随我在高雄开山。
一九六五年左右，由于高雄寿山佛学院学生人数增多，原来的校舍已不敷使用，我想要扩大佛学院，并且招收男众，便非常积极地找寻地方。虽然我知道这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在那个社会经济尚不称富裕的年代，并不是那么容易能筹措到经费。幸好，我们在高雄有佛教文化服务处和普门幼稚园，我心想，把房屋卖了，买下一片土地，将来在这片土地上，还是一样可以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
我记得那时候，变卖房屋所得，在左营澄清湖一带，顶多只能买一千坪至二千坪的土地，倘若想要用来办教育，这样的面积也还不够使用。高雄市区的土地太贵了，我们实在买不起。
后来，越南的华侨褚柏思夫妇来找我，他们本来投资想要开办海事专科学校，但事与愿违，资金周转不灵，导致负债累累。庞大的债务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而想要自杀。我听了于心不忍，心想：“反正我的钱，买市区的土地也买不成，先救人要紧。”
褚柏思居士，皈依法名又叫“佛林”，在开山之前十年，我编辑《觉世》旬刊时，就曾和他有过往来，我知道他的人格道德，因而想帮他渡过难关，就拿钱帮助他。后来，他就说：“那我就把那块地送给你吧！”这就是现在佛光山从万寿园、不二门，到东方佛教学院的这一块地。
正好我想办佛学院，也就接受下来了。但是，当时的这块土地，实在一无可取，连个数十坪的平地都没有，整座山都是山沟，没有一块平地。为了开发，接着我又再跟兴田村的村民多购买了一些土地。实在说，这些土地也不是他们的，都是政府放领，他们只是领养，我中途跟村民购买下来，由我付租金给政府。后来，心平就奉命在朝山会馆现址上搭起一间草寮，作为开山基地，并且找了宜兰的水泥匠“阿德师”父子，共同来开山。
当时，这座山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几乎与世隔绝。偶尔，我也会上山来陪伴他们，就住在草寮里，共同研究如何开山。这当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整座山没有水，不知道从哪里取水。好不容易找到水源，吃的水、盥洗用水，得从茅棚草寮走到现在丛林学院前山沟下，把泉水打上来，可以说是非常辛苦。这一股泉水，我给它取名为“西来泉”。
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开出个什么东西来，倒是挖出的骷髅白骨很多。我把他们先请到寿山寺的纳骨堂暂奉，等到佛光山万寿园完成后，再从寿山寺请回来安奉，总计也有一百多具。记得当时还有两块不太整齐的石碑，据说是清道光年间一名进士的墓碑，但辗转迁移了安置的地点，现在也不知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佛光山最早的历史了。
心平每天跟着推土机在山上整地、填土，从建设东方佛教学院开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院舍完成，一九七一年大悲殿开光落成，佛光山慢慢才具有一点规模。此时，在宜兰雷音寺的信徒看我几乎都在外面发展，不回宜兰弘法，大家也有了意见。我想，佛光山正在开山，如果要回宜兰发展，最适合的就是心平法师了。他和原本住在雷音寺的妙专师有亲戚关系，信徒应该更容易接受他，而且我是应邀到宜兰弘法，实在也不好要做住持。因此，我就请李决和居士商之于妙专师，让心平回到宜兰住持雷音寺。
让心平法师回到宜兰雷音寺，一来，是感谢宜兰对我二十年以上的照顾，我也应该回馈，让他把道场重光，光大宜兰的佛教；二来，心平也可以累积弘法的经验。他回去宜兰，就把雷音寺改为“佛光山雷音寺”，因为雷音寺原属于地方佛道不分的民间寺庙，本来不是佛光山的，但他不畏人言，心中只有正信的佛教。在他想：“既然要我来当住持，我就是佛光山。”后来，接任的过程也风平浪静，没有人说话，这也是受他的威德正义所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