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主席听了以后说，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这句话是应付其他党派的，是怕将来国民党招架不住的时候，共产党有一个后备解决问题的规划。我当时觉得，其他党派在台湾还不成什么气候，不应该有这样的小题大作。但是后来我也感觉到杨尚昆主席的远见，可见他们对台湾还是非常有研究的。
我又再跟他提到，我生逢军阀割据、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多年的战争，人命牺牲、财物损失无以计数，可否主席能宣布，台湾和大陆海峡两岸今后成为和平区？
杨主席一听我这个提问，兴奋地回答说，你讲得很好。不过，可否你先回到台湾，请台湾方面宣布金门、马祖为和平区？从金马和平区做起，逐渐扩大，应该会到达你说的目标。
那时候，台湾还是由蒋经国先生主政，我晓得蒋经国先生在晚年时，也知道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问题，但是他的心里究竟有些什么想法，我则不得而知了。不过，像我们佛教徒，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这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祝愿的。
那次和杨尚昆主席谈论的内容，或许还有其他的问题，只是如今都已不复记忆。但在印象里，中共领导人不似过去我们想象中的三头六臂、荷弹武装。那时，已经是“文革”后，主张改革开放，发觉到他们好像也有一颗希望和平的心，也相当重视人道。
在北京待了五天，后来承蒙中国佛教协会安排我们做全国的参访。从甘肃的敦煌、四川的大足到湖北武汉的归元寺，尤其难以忘记的长江三峡之游，从四川重庆到达武汉黄鹤楼，整整走了三天。
接着，在南京的中山陵时，我们唱了《国父纪念歌》；到杭州西湖岳王墓前，我们唱了《满江红》，陪同我们的领导们惊讶不已。他说，你们怎么会唱这许多歌曲？你们是有备而来的吗？其实，我们一点预备都没有，只是那个时候《国父纪念歌》和《满江红》一直是台湾社会流行的歌曲。
我们在大陆访问一个月，离开时已经四月下旬，感觉北京的氛围相当严肃了。因为当时报纸刊登，在天安门前有不少的大字报出现，许多民众自动组织，为胡耀邦的逝世举行追悼、献花等活动，让人感受政治诡异的气氛。后来“六四事件”发生，震惊海内外，真是非人始料所及。
“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们谨守分际，对于民运人士没有什么特别往来，少部分曾到佛光山参观，他们只是淡淡的一行，我们也以香客的方式接待，没有加以拒绝。在世界各地佛光山的道场，尤其美国西来寺，曾经有人要商借场地举行祭悼法会，我们按照美国的法令——宗教场所不涉及政治，也婉言相拒了。
但是，到了第二年（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那一天，我在澳大利亚接到名记者陆铿给我的电话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先生想借住西来寺数日。我一口答应，因为佛教传统有着救苦救难的精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其他。我还打电话给在美国的慈庄、慈惠、慈容等法师，嘱咐他们好好接待许先生，我会兼程赶回帮忙处理。
当时，许先生暂时住进西来寺在山外的一所别墅，我和他见面时，建议他要和中央联系，并且要和驻美大使朱启祯报告。因为我觉得，做人应该光明磊落，问题不是偷偷摸摸就能解决的。许家屯先生也很快地回答我说，他只是做一个短期的休息和旅游。关于许家屯的事情，我在另文也有撰写，此处就不再赘述。
只是意想不到的，为了接待许家屯先生，我自以为是为大陆做了一件好事，但北京还是误会我，认为我不应该收留叛离大陆的人士。在我的想法中，好比一个人家的孩子离家出走了，别家先把他收留，应该获得感谢，而不至于责怪才是。不幸的是，很多的误传，让大陆误解了我的心意，我因此饱受多年的委屈。
一直以来我对促进两岸的和平，非常用心用力。尤其看到蒋家和大陆，等于世仇一样，后来都能和解而感到欣慰不已。特别是蒋经国先生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开放准许探亲，让海峡两岸的人民可以往来。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大事。因此，我也不惜以老迈之龄，希望为两岸的和平做些什么。
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就因为许家屯先生的事情，多年来，我连要回乡探亲都没有那么容易。有人要我试着向江泽民先生做个解释，但我觉得解释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大陆的情报一向很周全，一切事实，也不需要我做怎么样的解释。
后来，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大会成立时，我也曾经亲自致函北京给赵朴初居士，邀请他担任国际佛光会名誉会长。可惜的是，朴老跟我有很多的联系，唯独此事他没有给我回答。我想，他应该也身不由己吧。其实，假如赵朴老能接受我的诚意，担任国际佛光会的名誉会长，这对大陆爱好和平、重视国际宗教交流，在世界人士的面前，会是一个更好、更成功的范例。
在一九八九年后的十年之内，我也曾经有两次回乡探亲，但都是特例，这还是由赵朴初居士，透过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的帮助，而得以成行的。
第一次是一九九三年元月，我在美国接到国务院的临时通知，告诉我们三天内就可以回乡探亲。这好似天大的喜讯，徒弟们连忙为我赶买飞机票、备办礼品，好让我带回去南京探望九十二岁的老母亲。这一年，我六十七岁。
母亲住在南京雨花台，那是由佛光山弟子萧碧霞师姑等人购买的一栋民房，定名为“雨花精舍”。感谢赵朴老他从北京先我们而到，已经在南京等候我们了。探亲的事情，就不去一一地叙述。第二年（一九九四年），赵朴老盛意殷殷又来信说，中央接受我可以回乡探亲，他老人家再一次不畏旅途跋涉，又到南京来接待。
我记得，当我们抵达南京机场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萧秉权先生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原班人马到齐。意思是，过去在北京欢迎，现在到南京来相迎，都是佛协中的主要干部。记得我还跟赵朴老讲，路途遥远，您就不必南来了。他很诚意地说，我来，总会比较安全。
没想到因为赵朴老的南来，意外地促成了一件好事，这件事我原不知情，是后来在无锡灵山的吴国平居士一再感谢我，我才得知。他说，你的探亲，让赵朴老从北京南下，回程中，视察唐代的古寺祥符禅寺，同意我们在那里建造一尊灵山大佛。那许多的领导，因为赵朴老的一言九鼎，灵山大佛就因此落实。感谢大佛慈悲，让人看到大佛的雄姿，不由得生起中国一定强的祝福。
说到佛陀的慈悲，我想起第一次返乡探亲行程中，赵朴老特地邀我到西安法门寺瞻礼佛指舍利。亲见佛身，我激动无比，深深感到因缘的殊胜不可思议。这样的欢喜，让我生起“如果台湾民众也能同沾法喜，不知有多好”的念头。我当下即向赵朴老表示，希望能恭迎佛指舍利到台湾，让民众得以瞻仰礼拜。当时，朴老也抱以乐见其成的态度。但十多年之间，种种因缘所致，我虽然心系要促成这件事，却一直无法成功。
这期间，我透过旅美企业家李玉玲女士向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建议，希望佛指舍利来台供奉，促进两岸人民来往。经王部长专程把此意报告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后来，江主席批了十六个字：“星云牵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多年来，盼望佛指舍利到台湾普照，就这样，由江泽民主席一言定夺，拍板定案了。
恭迎佛指舍利来台供奉一事，是在二〇〇一年的年底定案的。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以包机的方式前往西安迎请，因为华航的飞机其时还不便前往大陆，只得商之于香港，港龙航空公司派了两架飞机协助，佛指舍利终于在二十三日抵达台湾。
紧接着，二十四日假台湾大学体育馆举行恭迎法会；二十六日起，在三峡金光明寺供人瞻仰。三月三日，以远东航空专机回到高雄，在佛光山接受民众礼拜。三月十五日，应中部信众的要求，在台中港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恭迎法会，三月十七日，前往南投中台禅寺供奉。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再度回到佛光山，三月三十日，于高雄体育场举行十万人通宵念佛恭送法会；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从小港机场起飞离台，前后共三十七天，有台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五百万人瞻仰礼拜。
于上海拜会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二〇〇六年四月）
由于这样的因缘，三月三十一日恭送佛指舍利回到西安这一天，听说江泽民先生也同时抵达了西安。据李玉玲女士后来告诉我，江主席在北京临上飞机时，听到别人说，我将要和达赖喇嘛共同兴办大学，江泽民先生当时还责怪了李玉玲女士。我想，我们的会面，可能因此就作罢了。
一直等到二〇〇六年，在杭州举行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典礼后，经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蒋晓松先生等人的安排，让我和江泽民先生在上海会晤。
记得江先生跟我见面的第一句话，他说：“过去的种种，一切到此为止。”说时并用他的手作势一挥，我想他的意思，大概就是指许家屯事件带来的种种误会，经过今天的会晤，这个往事就不去谈了。究竟此事谁是谁非，因为江泽民先生这样裁决，我们也愿意让它成为过去，从此就不再提了。
江泽民先生跟我会晤的前后，也有许多好事的安排。例如，二〇〇四年时，两岸共同发起的梵呗赞颂团，联合到香港、澳门、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以及台北等地展演。
当时，有大陆佛教界给予的帮助，以及佛光山一百多位的法师参与，由慈惠、慈容、永富法师，大陆田青教授，国家宗教事务局齐晓飞副局长，中国佛教协会圣辉、明生法师等率团，各处的演出，均在当地造成轰动，引起热烈的回响，成为两岸的盛事。所以那时候有“政治未通，宗教先通”的美谈。
我第二次又应江泽民先生之邀见面，也是在上海。因为其时他已参观过我们在扬州建设的鉴真图书馆了。他到鉴真图书馆时，佛光山派妙士法师前往接待。他看到一个庄严的年轻女性出家做比丘尼，好奇地问妙士法师：“你为什么会出家呢？”
妙士法师回答说：“主席，你选择改变中国；我出家，是选择改变自己。”
因为当时社会正流行一本江泽民先生的传记，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是由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撰写。江先生一听妙士法师的话，非常欢喜，频频点头；后来在鉴真图书馆也和妙士法师谈话参观，足足逗留一小时之久。
我和江泽民先生第二次谈话时，由经常在大陆出入的数位常随众法师陪同。江先生很高兴，跟我谈起佛学来。从《金刚经》到《瑜伽焰口》，他甚至能把《瑜伽焰口》里的《召请文》从头到尾背出来。
与国台办主任王毅（右二）、副主任叶克冬（右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妙士法师摄，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和江主席原属乡亲，他的家乡和我的俗家，只是数里之遥。只是，我们从不愿意攀亲邀宠，只觉得扬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江先生这种人才，临近扬州六十华里的泰州，也出生了胡锦涛总书记，他们都是国家领袖。实在说，江苏也算是人杰地灵了。
除了我和江泽民先生见面以外，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先生也有多次的相见。他那时候是国台办主任，代表中共中央跟我在湖南、上海、海南岛等地谈过话。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他来台湾，到佛光山访问时，基于彼此的友谊，我们给予他隆重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