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初大陆方面不准我让台湾代表参加，我当即说道：那不能，我在台湾居住那么多年，我不能不给台湾参加，我希望两岸都能同时出席。后来双方又为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僵持不下，眼看着会议召开在即，大陆派来的五位代表明旸法师、真禅法师、明哲法师等人，也都已经到了西来寺会场，但因为没有得到有关方面同意，不肯出席。
最后在开幕前一天，我又重申当初发出邀请函时就已言明的意思，我希望出席的单位以所属团体来识别，不要冠上国家名称，以避免会议染上政治色彩，所以建议海峡两岸还是沿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会”的名称。
在协商过程中，陆铿帮我折冲樽俎，居中斡旋，他的中英文都好，所以对于名称改来改去，都能应付裕如。最后决定，中国佛教协会的英文译名用“The Buddhist Asso of Beijing， a”，“中国佛教会”为“The Buddhist Asso of Taipei， a”。
这样的协议总算获得两岸一致同意，问题圆满解决，隔天开幕时，海峡两岸代表终于史无前例地共同出席在“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中，并获得现场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八十几个佛教团体的五百多位与会代表，报以热烈掌声。
与吴伯雄（右二）、宋楚瑜（左三）、陆铿（左一）于佛光山台北道场合影（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陆铿对此非常得意，他形容这次的突破，为两岸往来所建立的形式，就叫做“星云模式”。隔天各大报媒体也引述这段话，赞誉这次会议，是比“奥运模式”更成功、更具意义的“星云模式”。
由于在此（一九八八年）之前，两岸隔着一道台湾海峡，彼此互不往来，一边高叫“反攻大陆”，一边声称要“解放台湾”；而今借由“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召开，两岸能够友好地在一起开会，可见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还是可以互相促进友好的。
因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翌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赵朴初居士就邀约我到大陆访问，那时台湾蒋经国先生也在两年前解除戒严，准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所以我便在阔别大陆四十年后，因为赵朴老的因缘，首度回到大陆弘法探亲。
当时我们以“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探亲团”的名义前往，事前筹备工作就交由陆铿处理。因为他是新闻记者，虽然旅居海外多年，但曾多次回大陆访问，对政府相关人员也非常熟悉，所以有关台湾方面的事务，就交由慈惠法师负责，美国方面则由他出面邀约傅伟勋、唐德刚、王亦令等人随行，这当中本来还有杜维明、余英时，后来因为他们时间不方便，只好作罢。
我们的弘法探亲团分为正、副二团，副团有五百人，主团七十二人，团员中有经济学者，有企业家、政治人物，以及文人、记者等，如台湾的姚家彦、张培耕、卜大中、周志敏等多人随团。我们分别从台湾和美国出发，在香港会合，然后飞抵北京，承蒙赵朴老与姬鹏飞先生，亲到机场迎接。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行程里，感谢国家主席杨尚昆与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分别与我会面，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国宴款待全体团员。尤其李先念主席要我在人民大会堂对大众公开演讲，我觉得这应该是为佛教争取发展空间，也是促进两岸和平交流的一个很好机会，于是我借机表达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看法。
我建议中共应落实宗教政策，园林和文物单位应退出寺院，“文革”时破坏的佛教道场和古迹应该修复，要把寺庙交还给出家人主持。我除了恳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共产党人不信宗教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懂宗教。”
我也建议杨尚昆先生，我说大陆应该废止“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是好战的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不能被接受了。杨尚昆先生说：这不是针对国民党而设，只是怕未来其他党派会有不利于两岸和平的言行，所以不得不预先防范。
我当时一心只想到，两岸的未来，唯有靠双方多沟通、多了解，才能和平共处，也唯有和平共处，彼此共尊共荣，才能得到双赢。所以我希望两岸能开放高阶层人士互相访问，我甚至面邀李先念先生到台湾访问，记得当时他对我说：“我来不及了！”
之后，我又分别应邀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做了数场讲演。我想，此行所以能受到大陆如此隆重招待，尤其这是两岸开放后，台湾佛教界第一次公开前往大陆弘法，能有因缘为两岸和平交流尽一点心力，这都是受益于陆铿之助，以及赵朴老的影响力。
此外，这次大陆行，除了回江都老家探望母亲，同时也回母院栖霞山，见到雪烦法师、明旸法师等许多过去的师长、同参，也到大陆各名山大寺走访，见到许多高僧大德，这是我离开大陆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两岸实际上乃是一家人也。
陆铿先生由于先后帮我筹办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以及到大陆弘法探亲事宜，跟我的友谊无形中更加促进，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的往事故事，以及他为争取新闻自由的理念，向我倾诉。
陆铿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当记者，他对报道新闻的狂热，从几件事可以看出。
其一，在陆铿先后二十二年的牢狱岁月里，即使入监当了犯人，他仍不改记者本性，在监狱里还是想方设法地要采访新闻，因此监狱负责管教工作的一个干部，曾批评他说：“陆铿犯的记者职业病，是无可救药的了。”
另外，一九五一年大陆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据闻当时陆铿被指控，说他代表大军阀阎锡山接收云南。这样的罪名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但是尽管大祸临头，陆铿想到的是：杀他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届时新闻标题要怎么下呢？他苦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万人争看杀陆铿”的标题。他对此满意极了，自己还暗自得意了两天，由此也可以看出陆铿这个人率真、洒脱的一面。
陆铿一生钟情于新闻，为了追新闻，他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因此得名“陆大胆”。至于他又号“大声”，这是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元老，也是大书法家于右任为他证婚时所赐的号。
陆铿到了晚年，即使已经年高八十多岁，还是活跃在新闻第一线，可以说是乐在其中，而且乐此不疲。甚至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因为患了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已经忘记了所有亲友，但不能忘情的，还是新闻。据崔蓉芝说，他曾经几次半夜起来，急着往外走，赶着要去“采访新闻”，生怕迟到，漏了大新闻。可见在他的脑海深处，潜藏的新闻感，是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的。
陆铿生前曾充满信心地说，他下辈子还是要当记者。因为对新闻的狂热，加上直爽坦言的个性，并数度入狱。他的一生不是记者就是囚犯，不是囚犯就是记者，不但概括了他的大半辈子，也是他人生经历的如实写照。
后来，他也因为采访“江南事件”，因而与江南的未亡人崔蓉芝女士建立友谊关系，曾经住在西来寺，之后再到旧金山与崔蓉芝同居。由于“江南事件”事关国民党声誉，也影响蒋家声誉；而其时崔蓉芝已在西来寺皈依，我就劝她千万不要伤害政府，甚至我说，蒋家的人与此案无关，他们是无辜的。
后来她也听我的劝，愿意与台北和解，我曾为了此事，特地拜访郝柏村先生，也承郝先生与我会面谈话，不久就有章孝严（当时尚未认祖归宗）访美，这个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崔蓉芝女士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在江南去世后，自己带着一个孩子，实在说，也很难找到可以依靠的人，正好热衷新闻的陆铿，因为采访江南案而和她结识，彼此萌生爱意，并决定携手共度晚年。
与陆铿先生、崔蓉芝女士合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多年后，崔蓉芝女士也以佛教仪式，把江南迁葬在安徽黄山，当时卷入这个是非的蒋孝武先生也已往生，汪希苓、陈启礼等人也都获得了释放，而崔蓉芝女士也已原谅了他们。她当时还把江南安徽墓园的照片寄给我，并且说从此要重新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发生“江南案”这样的历史事件，是个遗憾，但最后能如此圆满落幕，也是值得欣慰的事。
陆铿先生和我往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透过他，把许家屯先生介绍到美国西来寺暂住的这件事了。
此事发生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初，当时我正在澳大利亚南天寺筹备建寺事宜，忽然接到陆铿的电话，他说，你的同乡许家屯先生现在到了美国，可否请你帮他一个忙，给他找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
我一听许家屯先生，立刻回想起一九八九年访问大陆时，回程路经香港返台之际，承他特地在香港湾仔华润大厦，邀约李嘉诚等三十多位工商界人士作陪，为我们接风。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统战工作，我也不以为意。不过，现在许家屯突然远走美国，这些政治上的是非得失，我可能不懂，但站在佛教立场，一个曾经跟我有因缘、而今落难的人，不管什么关系，基于人道，不给予一点方便，就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