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当即告诉陆铿，我说在西来寺不远处，有一间房子，可以提供给许先生和他的随从人员暂时居住；为了此一突如其来的事故，我也提早从澳大利亚返洛杉矶与许家屯见面。
许先生其实也很豪爽、乐观地说：他不会背叛国家，也不会出卖共产党，他只是想暂时旅行、休息一下，在适当时间还是会返回中国大陆。我也觉得他是有所苦衷，所以不得不外出暂避风头，顺便旅行、休息。
许家屯在西来寺期间，他不想招待记者，也不与民运人士来往，我觉得他的立场很对，所以也给他一些安慰、鼓励，从没有叫他到台湾。就如过去邓小平先生说：“不要搞一些小动作！”我觉得确实不要搞小动作。所以大家的想法可以说都是一样，我们都不愿意造成政府的对立，或受到伤害。
但其时许家屯名义上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实际上是大陆派驻到香港的高级领导，他曾做过江苏省的省委书记，也曾当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很高。现在忽然一下子失踪了，没有人知道许家屯究竟到哪里去了？这可真是“兹事体大”，于是举世的记者都在到处疯狂地追踪。
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在西来寺。我想，这应该不是西来寺放出去的口风，而是许家屯在他的住所，与当时正在飞机上，准备到墨西哥访问的杨尚昆主席通电话，大概告诉了他人在哪里，所以一时中外记者，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在西来寺进进出出，都是希望能找到许家屯先生的踪迹。
时间大约过了二十天，因为记者每天日夜询问，我想许家屯在西来寺也是饱受压力，就对他提起，我说：你是否干脆对外发个声明，让大家知道你在这里，就不至于让记者每天追踪。另外我也建议他，给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一个报告，告诉他，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许家屯先生欣然接受我的意见，第二天朱大使从华府飞来与他见面，我特地辟室让他们长谈，在座的还有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先生陪同。后来许家屯就托我对外发表，代他作了四点声明：
一、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二、不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
三、不接触民运人士。
四、不招待记者公开发表谈话。
当天记者会非常圆满，我心里想，洛杉矶总领事馆应该给我一张感谢状，感谢我处理得当，没有让许家屯与美国接触，也没有让他去台湾，应该算是对大陆做了一件很有贡献的事。
哪里知道，在记者会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已散去，这时有一位电视记者正在收线，他随口问我：星云大师，您对北京某领导人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
这时在我身旁的陆铿先生主动接腔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说完，即刻就对这位领导人作了一些批评。
我知道陆铿这个人的个性，对人往往过分批评，我当时就觉得他说话不妥，但随念一想，记者会已经结束，他的话也不是正式发言，所以也就没有再多做解释。但当我与陆铿走出记者会时，在长廊上我就说：你说话过分坦率了！我说，我们记者会从头到尾都很和谐，我也希望可以给许家屯留个回去的后路，为什么要讲得这么难听呢？我接待他，临时安顿，还是希望他回去，我没有政治意图，我只有人道思想。
陆铿这时也承认，他的个性确实冲动了些！我虽然已经预感到可能大错已铸成，不过还是希望那位电视记者不要传出去。只是很不幸的，陆铿这个不当的发言还是传了出去。
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是在美国，美国向来就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所以不是我想制止就能制止的。但是后来北京方面一直对此事不谅解，于是后面一连串的误会就此发生了，就是因为陆铿的一席话而已。
后来陆铿完全没有事业，大概只是靠撰写文章，拿点稿费过日子，这当中香港的《信报》应该对他帮助很大，而我也每个月提供一千美元，给他一些生活上的补助。
二〇〇〇年时，我在台湾准备创办《人间福报》，当时他很感兴趣，但我并不希望他来参与，因为他的性格耿直，加之偏重政治性的言论风格，与我主张“和谐”的宗旨有距离，我不希望我所创办的报纸，报道的新闻都是造成斗争，激发对立。
但是他很关心我怎么办报，一再问我筹办得如何，有些什么构想？我告诉他第一版将以“奇人妙事”为主。他一听，极端表示反对，并大声地跟我说：你办报纸，第一版不刊登政治新闻，怎么弄个“奇人妙事”，这怎么能和其他报纸竞争？
《中国时报》创刊五十周年庆假圆山饭店举行，创办人余纪忠（中）及夫人余蔡玉辉女士（左）亲自接待（二〇〇〇年十月二日）
但我知道，政治新闻我们比不过其他报纸；既然比不过人家，不如另辟蹊径，走另外的路线，树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我想，“奇人妙事”新奇，妙趣横生，也能引人入胜。
事后事实证明，温馨有趣的“奇人妙事”，果然在报纸创刊后一炮打响，读者反应很好，甚至慢慢地也带动台湾各媒体，纷纷走向这种温馨、具有人情味的报道风格，成为带动媒体的一股清流。
后来因为我很少到美国，闻陆铿罹患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我也派旧金山佛光山住持依照法师常去照顾他，但是人生无常，在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终于走完坚持一生的新闻路，与世长辞了！
在陆铿往生后，新闻界的朋友纷纷为文悼念他，有人赞誉他是“永远的首席记者”，有人说“只要哪里有陆铿，哪里就有新闻”，甚至新闻界前辈卜少夫更誉称他是“海峡两岸第一人”。他的著作有《麦帅治下的日韩》、《人间佛教的星云》、《陆铿看两岸》、《别闹了，登辉先生》，《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等。
在陆铿往来的很多朋友当中，与他相处十分友好的卜大中，也是我的好友，一九八七年卜大中奉《中国时报》之命，为美国特派员，后来我与他交往，长谈多次，也同去访问大陆，在台湾《人间福报》早期也承蒙他给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人间福报》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创刊，如今已迈入第十三年，承蒙读者爱护，给《人间福报》极高的评价，认为内容清新、健康，具有教育意义，是一份适合全家人一起阅读的报纸，甚至与《联合报》、《中国时报》，并列为台湾三大报。
其实说到《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创办人王惕吾与余纪忠先生，他们都有正派办报的理念，所以都经营得有声有色。我一向都很敬重他们，与他们也有所往来。
记得二〇〇〇年《中国时报》五十周年庆的时候，我除了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并且还到圆山饭店道贺；当天余纪忠先生也亲到门口接待。我与王惕吾先生，则时常在台北荣总见到面。后来这二位老报人往生后，他们的追思法会都由佛光山承办。
尤其王惕吾先生的告别式，我还前去主持，为他拈香祝福。后来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告诉他：“人和人来往，金钱可以表示谢意，感情可以表示谢意，道义可以表示谢意，如果能超越金钱、超越感情、超越道义，另外结一点佛缘，不是更好？”
想到我在台湾，能与这两位受到大家推崇的新闻前辈结一点善缘，应该也是人生很有意义的事。至于其他还有很多新闻的报人，虽然我和他们也有一些因缘，只是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也就不值得在此一一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