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监狱弘法
我多年在监狱里面讲说，
也常在监狱举行皈依，
徒众们都跟我警告：
“师父收了那么多受刑人的徒弟，
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
我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不好的后果，
反而每次过年的时候，
偶尔收到一些过去的受刑人所寄来的贺年卡，
甚至还有红包供养，
五十块、一百块不等，令人动容。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由“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苏友辰律师带领着二十一年来几度在生死边缘徘徊、历经风雨，而终于宣判无罪的三位年轻人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来拜访我。因为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月十五日，我曾经到监狱里面去探望并勉励他们：“把坐牢当作闭关修行。”当时的一句话，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点希望，如今终于获得平反，获得正义与自由，因此特地来山表示感谢。接待他们的时候，对于监狱布教的种种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记得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监狱布教，一位姓涂的总务主任明白向我表示，不欢迎佛教人士去讲说，因为他们的受刑人已经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了。当时，蒋夫人信仰基督教，所以一些官员都有吹捧的习惯，以为接受基督教的布教，可以获得蒋夫人的欢喜；借着排斥佛教的弘法，也能获得蒋夫人的欢喜，因此他阻碍我到监狱开示；但是，他倒是愿意把日本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一尊阿弥陀佛接引圣像，以两万块台币卖给我，我即刻筹措两万台币，跟他买下那一尊庄严的圣像。现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米多高复制的阿弥陀佛圣像，让人看了心生欢喜，都是那尊佛像的一一化身，各处结缘。
“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苏友辰律师（右三），带领着苏建和（左一）、刘秉郎（右二）、庄林勋（右一）前来感谢在他们初入狱时给予的勉励（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由于当初年轻，体力旺盛，经常在台湾的监狱布教，也成为“法务部”第一位聘任的监狱教诲师。从台北土城、新竹、台中、云林、屏东、高雄、花莲、兰屿、绿岛监狱等，几乎全台湾的监狱都曾有过我的足迹，甚至于日后，在香港、美国等地，都与监狱受刑人有过布教的因缘；在那苦难的边缘，看到许多正值青春的年轻生命，却身陷囹圄之中，真是不胜感慨。
曾有一次，我受邀到花莲监狱布教，狱方人员表示，他们都是重刑犯，因此都会戴着手铐脚链听我开示。我一看到现场两千多位年轻力壮的青年正等待着我讲话，心中升起无限感触，他们这么健硕的身体，这么英武的雄姿，可惜了！怎么关在牢狱里面？假如跟我出家做和尚，我一下子就有两千多位的弟子可以弘法利生，他们也能得度，我想，台湾的社会治安一定会大大的改进了。
这也引发了我对受刑人的诸多想法，我曾和当时“法务部长”廖正豪先生商量两件事情。第一，准许我和判决死刑的人做个别交谈，不是短暂的会晤，而是长谈，古人曾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他们已经面临死亡边缘的时候，心里必定有一些苦水要吐露，我自信也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人，让我跟他们交谈，给死刑犯有个对自己一生检讨的机会，并对未来的生命抱持希望与信心，他们也能够死得安心，同时将忏悔经过记录成书，将来对社会教化必定是很好的教材。
承蒙廖正豪先生的助力，我曾在土城做过一次三个人的谈话，但是狱方却言明不可以发表。我认为，人生走到最后，能讲出口的话，都是一篇忏悔录，不会有愤世嫉俗的言语，或是想要报仇雪恨。但是，由于监狱人员的顾虑，怕一些不当的言论影响别人，因而不能应允我的请求，让我为受刑人完成所愿。
第二件事，受刑人的刑期满了，释放出狱，社会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是犯法的人，但是社会不接受他们，他们也不会接受社会，反而会对社会存在一种冤冤相报的心理。当时我建议，能否在他们刑期将满三个月前，让我们寺院来收容他们。我在想，他们也不会逃亡，因为逃亡以后又是罪上加罪，还有三个月的刑期，在寺院里面生活也不会像监狱那样的不自由。
在监狱里面，大部分都是教训他们，不准他们这样，不准他们那样，例如：不准站着、不准抽烟、不准会客、不要往外面看等等。如果给我三个月的时间，给予他们一定限度的自由，不超过范围的事情通通都可以做，例如：他们想要会客，可以会客；要吃什么东西也可以，甚至吃香烟也无妨；我还可以带他们到处游山玩水，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我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以诚心待人，他们不会为我带来麻烦。
因此，希望政府可以跟我合作，给我一个机会；甚至我说，假如万一不行，有某一两个人逃跑了，应该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刑期即将满了，本来也快要释放他。但是廖正豪先生表示，这个太严重了，在法令上有一定的规定，如果能做到我这种程度，法令不知道要修改多少的条文，因此，又让我不能诉请所愿了。
一想到受刑人离开亲人的那种落寞，总让我思索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因此曾经多次发起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人去探监慰问，像是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过年了送红包，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有心人的关怀，而不会对世界怀抱着不满。
此外，刚到宜兰时，雷音寺没有桌椅，他们有长板凳，我也坐了几个月，后来信徒帮忙我买桌子，又到监狱里买了一个三十块钱藤编的椅子，我在宜兰都坐这个椅子打佛七，一坐就打了二十六年的佛七，椅子依旧坚固耐用，也让我对受刑人的手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佛光山经常在监狱里面举办短期出家，传授三皈五戒，我觉得成果很好。后来佛教界纷纷议论认为我不对，怎么都度一些重罪的人受戒，那以后佛教里面，还能太平吗？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佛陀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人不怕犯过，怕的是不肯悔改”。所以对于社会上一些行为有问题的人士，他都给予机会，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但不给予机会，还带着有色的眼光对待他们，这也是我引以为憾的地方。
为受刑人皈依三宝
我觉得，到监狱里面弘法开示的人，心里不能把受刑人当成犯人，在言语上，不可以总是说“你们犯人……”可以称呼大家为“各位朋友！”也不必说：“你们犯过罪，是犯罪的人。”伤他们的尊严，因为先有了对立的关系，就不容易收到开示佛法的效果。对待他们要有同理心，像是“你们各位，好像一时误会或者冤屈，让你们受刑了；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你能说哪个人不犯罪吗？只是说他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外面街上自由的人，也未必都是好人；现在你们各位在这里，一时失去自由，也未必都是坏人，所以大家自己要有自尊心，人生机会还很多，你们受刑有期，出狱以后，还是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诸如此类，要前往监狱布教的人，至少要有这样的素养。
而除了在监狱、看守所传授三皈五戒外，也曾举办过佛学会考。还记得一九九三年的世界佛学会考，在全球五大洲的各大都市开展，如澳大利亚悉尼、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巴西圣保罗、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国洛杉矶、香港等六十五个考场同时举行。当时，在台湾的宜兰、台南、高雄、屏东、绿岛、武陵、泰源、台东及香港多所监狱、看守所中，也有六千余名受刑人报名考试，特别设有监狱考场，造成一时的轰动。而《联合报》、《中国时报》也各以两个全版，为成绩优异者作了大幅报道，其中不乏有受刑人上榜，一时传为佳话。
受刑人于宜兰监狱参加佛学会考（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立委”黄天福向时任“教育部长”吴京先生反映，表示有基督教信仰的家长抗议举办佛学会考；甫上任半年的吴京先生便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以一纸公文废止佛学会考，百万人的考试就此作废，慈惠法师举办的佛学会考就此泡汤了。
回想起早期的监狱布教，是由在台北的南亭法师、赵茂林居士和我们共同发起的，后来大家各据一方弘法。不过，所有的佛教徒对于监狱布教，都非常热心参与，听说我的弟子中：慈容、心定、心培、慧宽、慧定、慧法、慧昭、慧伦、慧敦、慧静、依来、依道、依航、依日、永胜、永藏、永光、满度、满馨、满益、满升、觉咏、觉勋等，都经常在监狱里弘化，一个人负责好几个监狱。甚至于“法务部”与佛光山慈悲基金会配合，在一九九五年开办台南明德戒治班，即所谓的“戒毒村”，多少年来，弟子慧定、慧法长期住在戒毒村里布教，贡献许多的岁月时间。
林清志、林秀美致力于监狱布教已近五十年
而参与监狱布教的佛教居士中，国际佛光会有近百人的监狱布教师，这当中有两个人相当特殊，分别是赵茂林、林清志居士。赵茂林居士是江苏盐城人，当初是台湾省羽毛公会总干事，喉咙好像音箱喇叭，一唱诵佛教的梵呗来，出家人都比不上他，在监狱一布教就是二十余年，风雨无阻。
后来，他往生后，我为了感念他，无条件将他奉安在佛光山万寿园的一个小宝塔中，以感谢他对于社会公益的热心。我觉得佛教也要倡导崇功报德，不能老是让大家只有为佛教尽义务，毫无所得，却只有一句话，“将来阿弥陀佛会感谢你！”为什么我们要请阿弥陀佛来感谢这许多为社会服务的功德主呢？报恩感德，应该要由我们自己付出。
另一位林清志居士，台湾宜兰人，是宜兰大学的教授，他因为我的鼓励，从青年时期，每一周都在宜兰监狱上课，从未间断过，至今已经五十年了；其夫人林秀美女士，二十年来也是夫唱妇随，做着监狱布教的义工，他们的儿女都是硕博士，可以说是一家和乐，仁慈厚道的家庭。
除此之外，还有住在彰化二林的洪进国、苏秀云伉俪，他们是弟子道融的父母亲，二人一同从事监狱布教也已二十余年。监狱布教师中，已布教满二十年的还有桂亚莉、陈清秀、林缉熙等人；十年以上的则有薄培琦、余淑菜、萧丽欢、黄重义、陈宝凤、钟肇明、尚贞姬、周素昭、吉同寅、罗振顺、梁秋华、黄秀娥、黄秀霞、石澄清、郭贵娟等数十位布教师，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相信已有数千人受其影响，重新开展美好的未来。
佛光山行之多年的监狱弘法布教，渐渐地也受到政府的肯定，获得多次表扬。二〇一二年，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以“监所教化类”有功团体，获颁“行政院奖”，由“法务部长”曾勇夫先生颁发，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代表受奖。此外，监狱布教师李金陵、国际佛光会檀讲师杨秀梅及佛光会板桥区南雅分会顾问李雪梅，分别荣膺“推展更生保护工作有功人士”表扬。马英九先生更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接见有功人士及团体代表，感谢他们对监狱布教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