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记得有一年除夕，
单枢机主教上佛光山来，
我邀请他一起在法堂围炉，食用面点。
我对他说：
“明天初一，我到高雄向您拜年。”
他立刻说：
“不可！不可！
我只有一个人在，没有人倒茶给你喝！”
我说：“怎么会只有您一个人啊？”
他说：“过年，大家都回去了。”
我就想到，我们彼此都是宗教人士，
平时信徒群众很多，
但是到了过年，就成为孤独老人了。
六十几年前，我初到台湾，这里的宗教大都以神道教为主，即使是佛教，也是斋教或日本佛教。当时各宗教的领袖，有以章嘉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会”，有以于斌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会，有以白崇禧先生为首的伊斯兰教协会，他们都是“国大代表”或“总统府”资政，经常在蒋介石身边出入，都可以算是政治上的显赫人物。
遗憾的是，在这些宗教教会里面，除了几位理监事以外，并没有会员，各宗教之间也没有彼此往来。当时我就想，如果宗教之间可以联谊合作，不要互相排斥，就如太虚大师过去曾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理想，必能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我个人对于宗教之间的交流，一直很有心想要促成。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我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那时我才二十六岁，自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居无定所，哪里能承担常务理事的责任？实在愧对佛教。尽管如此，我与各宗教人士却时有往来，尤其和天主教的主教们保持友好。
《联合报》邀请我及罗光总主教举行“跨越宇宙的心灵”座谈（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于斌枢机主教过世（一九七八年）之后，领导天主教的责任就落到罗光主教的身上。当时他是台北总教区总主教，也是辅仁大学的校长，而我与他相识，则是在佛光山刚开山不久的时候。
有一天，他独自到山上参观，我在放生池边看到了，便主动上前招呼。当时佛光山还没有一个较好的客厅可以接待，我们就坐在放生池旁的“香光亭”，畅谈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这次会谈之后，他邀请我到辅仁大学讲演，并带我参观辅大的校史馆。后来佛光山要建设“如来殿”，我也效法他们在二楼成立了“佛光山宗史馆”。
罗光总主教于民国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出生在湖南衡阳的天主教家庭。他是罗马传信大学（Pontifiiay）的哲学及神学博士，曾在传信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多年，此后又担任台湾驻教廷的宗教顾问。一九六一年就任台湾台南教区首任主教，成立碧岳神哲学院。五年后，他升任台北总教区总主教，成立台北主教公署、耕莘护校及三峡天主教公墓等。
记得在一九八九年，《联合报》曾邀请我们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一场“跨越宇宙的心灵”座谈。当天我到达现场时，罗光主教也到了，我问他：“等一下我们的对谈要怎样进行呢？”他回答我：“各说各话。”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讲他的天主教，我讲我的佛教，不必计较，无须辩论，就能皆大欢喜。他不愧是长者，对这样一个局面能有这么好的处理方式。经过了这次对谈之后，我和他始终维持着友好的宗教情谊。
另有一次，天主教主教公署召开一场宗教徒领导人会议，共有十大宗教的代表参加。这些宗教代表平时很难得共聚一堂，为了表示友好，会中就有人提议“三教同源，五教一家”，获得现场不少人士的共鸣。当时罗光主教是主席，我担任主讲，我在一旁轻声问他：“假如把这五个宗教的教主供在一起，你拜得下去吗？”他说：“我拜不下去。”
这让我想到一个宗教的成立，要有三个条件：教主、教义、教徒。教主，好比是爸爸，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爸爸，你的爸爸不会是我的爸爸；教义，等于大学里的科系类别，可随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教徒，即每个宗教都有信仰他的教徒。教主不必同，教义也不必一样，但教徒可以彼此做朋友，互相往来、联谊，共同为社会服务奉献。所以宗教家的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基本上，我很赞成宗教之间要和谐、尊重，彼此要包容、交流；宗教之间，应该寻求“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同”者，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目标一致；但是在“同”的当中，也有“不同”，即各个宗教各有教义，彼此说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一味地说它们都是一样。
看似神父，实为佛教徒的教友，来自Light of the astery，到美国佛光山西来寺拜访（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