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净土洞窟依《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景象而建（慧延法师摄）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之后，因为日本人在台湾提倡神道拜拜，并不宣扬正信佛教，以至于佛教非常衰微，民间宗教相当盛行。每逢神明诞辰，信徒们总要大肆拜拜，可谓到了三天一小拜，五天一大拜的地步，称之为“拜拜的社会”也不为过。尤其当时每次拜拜就是杀猪宰羊，大吃流水席，也就让政府认为这样的信仰太过铺张浪费，而明令要取缔拜拜。
不过，我觉得，拜拜是过去农业社会的遗风，许多人利用拜拜这几天，慰劳一年来工作的辛苦，增进亲族之间的交流，纾解工作上的压力，甚至借由迎神赛会来鼓舞精神，为未来的人生加油打气。假若政府只准达官贵人每天大吃大喝，跳舞作乐，却制止老百姓拜拜，即便是站在社会立场上说，也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出面跟政府抗争，要求不可以取缔拜拜，如果政府认为浪费，可以改良拜拜。但另一方面，我也撰文劝说民间不要杀生祭祀，改以香花水果代替杀猪宰羊，来提升民间信仰的层次，如此才是真正合乎对佛、菩萨、神明崇敬的意义。
所谓“泰山不让土壤，大海不厌细流”，我与生俱来就有慈悲、包容的性格，不会去打倒人，也不排斥人。所以，早期在台湾，我虽然对于神道教不重正信，而过多的迷信色彩，也深觉不以为然，但是当我的老友煮云法师到南方澳讲演，呼吁那里的渔民要放弃妈祖信仰，转而皈投佛教，引起当地居民反感时，我也对他这种过度护佛排神的举动不表赞同；总觉得，“神佛同在”就好，何必表现得如此激烈呢？或许这就是我和他性格上的差异。
甚至过去台湾省政府民政厅规定：信徒在神道寺庙添油香，庙方不可以任意打开功德箱，必须由乡、镇公所派专人来开启；每月的油香要由乡镇公所负责作账；寺庙修建不得超过五万元等等。想到新的寺庙不准建、旧的寺庙不准修，台湾的宗教岂不是要灭亡了吗？为此，我也写了不少的文章向政府抗议。
后来在佛光山开山期间，我受邀到“总统府”演讲，也曾向蒋经国先生提出让宗教办大学的建言。我说：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大学，为什么佛教、神道教不可以办呢？在我想，佛教、道教若能提升教育水准，订定组织规章，神棍也就无法立足寺庙，造成所谓“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的情况了。所以，日后在我和道教友人往来时，也经常鼓励他们办理道教学院。可喜的，在台北指南宫负责人高忠信先生的努力之下，“中华道教学院”终于成立。
再说来台之初，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弘法的热忱，一心想要为佛教的发展打拼；但是想要教书，没有地方可教，想要读书，也没有人肯得成就。直到有机会在新竹青草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时，情况才获得改善。
那时，记不得是当地新竹县佛教支会的什么人，他邀请我每个礼拜六下午到城隍庙去做布教大会。不过，由于我初到台湾，受到治安单位管辖，所以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每回我要到城隍庙布教，都得先到派出所请假。直到后来应当地派出所要求，在社区举办民众补习班，由于学生成绩表现优异，风评不错，才免去这道麻烦的请假手续。当然，这段期间很感谢玄深法师，他偶尔会用脚踏车来载我，免得我要走上二个小时的路程。
我到台湾的第一年，妙果老和尚留我住在中坜圆光寺。有一次，妙果老和尚要到竹东师善堂驻锡，也带我同往。我老早就听说那边有一座五指山，一位老道是当时台北指南宫姓周的董事长，正在山洞里修行，没想到因缘巧合，有一天竟然和他在路上相遇，两人相谈甚欢，最后他还欢喜地说要带我进入山洞；在盛情邀约之下，依稀记得我在洞子里陪了他好几天。当时只觉得这一位周老道人很善良、很慈悲，彼此都留下了好感，所以后来我又和他相约，有因缘再到指南宫去探望他。
当年台湾各地的宫庙，只要你去借用场所，他都不限定什么人，很乐意地就提供给你使用。所以几年后，我应宜兰仕绅之邀驻锡在雷音寺，期间，台北大同南路一善堂的负责人吴随居士邀请我去弘法，我也和他商量借用了神佛共居的殿堂，成立“台北念佛会”，另外还向罗东的妈祖宫商借场地，成立了“罗东念佛会”，乃至万华的龙山寺、玉里的华山宫、高雄的三凤宫等，我也都曾经借用作为弘法场地。
甚至于北港妈祖庙为求信众信仰的提升，做了一个宗圣台作为讲道之用，很荣幸地，我也受邀前往讲说佛教。当时我只知道他们对妈祖信仰非常虔诚，没想到，他们对于弘扬佛法也一样热心。
妈祖绕境（沈祯绘）
还有一次，我到彰化拜访彰化县佛教会理事长林大赓，正逢彰化妈祖行香团要去朝拜北港妈祖庙，他邀请我坐上三轮车，随着川流不息的人潮，在响彻云霄的炮声中，敲锣打鼓的阵仗里，游行了好几个小时；走走停停、停停吃吃，倒也觉得是人生一乐也。尤其行进间，看到老老少少持香默祷，虔敬的眼神，以及一长排连绵不绝的人龙，跪伏在地上，等待着“钻轿脚”仪式，祈求妈祖庇佑加持，当下我深深感受到妈祖伟大的神威圣德。
也由于我出入北港妈祖庙的因缘很深，因此与云林县佛教支会理事长郭庆文居士的往来就更多了。早年每到北港弘法，郭理事长都会带着我到处参观，彼此完全没有省籍隔阂的问题，甚至在我与当地民众讲话时，他也都会主动权充翻译。
只是让我深感抱歉的是，当郭理事长提出北港妈祖庙要申请加入“中国佛教会”做团体会员时，却遭到主持事务的负责人拒绝，认为妈祖属于民间信仰，不是佛教。当时我一度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力排众议，说：“中国人向来不管是拜妈祖、拜城隍，或是信奉一贯道，都自称是佛教徒，可见他们将佛陀视为最崇高的信仰，佛教应该接纳他们，为他们定位。再说，准许妈祖加入佛教会，就等于接受了台湾五百万信仰妈祖的人口；不接受，就等于失去了五百万信徒，不是很可惜吗？”
无奈最后妈祖庙还是只能加入道教会。对于郭理事长的心愿不能完成，我心存愧意，因而允诺他要写一首《妈祖纪念歌》，以示对妈祖的拥护；虽然五十年后才完成，郭理事长也早已逝世，但对故人的承诺还是实现了。
为此我还设立奖金，举办征曲活动，在海内外的一百多位参赛者中，录取九名进入决赛，并且在妈祖庙广场前搭台举办总决赛，由妈祖的信徒们票选出心目中的《妈祖纪念歌》。
总的来说，最初我在台湾的弘法，神道教对我的帮助，实在功不可没。因此，在佛光山建成不久后，台湾各地的神道寺庙经常用轿子把神明抬到佛光山来拜佛，我都非常的欢喜。只是神明拜佛的时间不定，有时是下午拜，有时是夜里拜，再加上神明起轿拜佛，在佛殿里摇摆晃动，如同舞蹈的样子，出家的年轻香灯师不懂，看了心里不高兴，就要禁止神明拜佛。我就告诉他：“人都可以拜佛了，为什么神明不可以拜佛？”他说：“它们拜佛的样子很难看！”我就怪他说：“不可以这样讲！人有人拜佛的样子，神明也有神明拜佛的样子，你何必要这么计较呢？”
甚至于一九八八年，当我在美国创建西来寺时，也曾计划在大雄宝殿旁为妈祖设置殿堂，后来虽因许多妈祖信徒希望让妈祖永远驻守台湾，不希望它成为国际信仰而取消。不过，我还是在西来寺伽蓝殿及韦驮殿各留下了一副对联：“东西伽蓝同时护，古今威德到处灵”；“将军三洲施感应，宝杵六道降魔军”。
由我撰写的《妈祖纪念歌》
想到过去佛光山在全台湾举办行脚托钵时，所到之处，神道教的宫庙观堂，总是满腔热情地要来迎接佛祖，欢迎僧宝；甚至佛教建寺院，他乐于捐献；佛教办事业，他发心参与。神明都没有排斥佛教了，为什么佛教要舍弃他们呢？我们不也应该奉行佛陀所说的“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吗？
应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主教邀请至该校演讲“禅与艺术生活”（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
因此，距离佛光山开山四十多年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佛陀纪念馆落成，在为期一个礼拜的落成系列活动中，我们隆重地欢迎了各地神明共襄盛举。七天的活动当中，有关圣帝君、天上圣母、青山岩大帝、五山法主圣君、玉母仙姑、福德正神、济公禅师、金龙太子、五路财神、莲花童子、三太子、七爷八爷、温府千岁、姜府千岁、千里眼、顺风耳等各路神明，引领着各自的信徒，一路敲锣击鼓，浩浩****地来到佛馆参加活动，与佛陀结缘。
在此之前，同年的八月二十三日，由“文建会”主办，国际佛光会协办，在佛陀纪念馆举办的“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一贯道、伊斯兰教、轩辕教、天帝教、天德教等各宗教代表，也都受邀出席这项活动。
世界上的宗教，虽然各有信仰的对象，但无论是耶稣、穆罕默德、孔子或是地方神祇，都是源自于人的心，只要信者心中认定的就是最好。例如，你相信天公，天公就是最崇高；你相信土地公，土地公就是最伟大。我们不必以心中认定的“本尊”，去排斥别人的信仰，宗教之间相互融和，和平共存，才能不失其追求真善美的本质。
所以我认为，教主不必相同，耶稣就是耶稣，佛祖就是佛祖，就如同你有你的爸爸、我有我的爸爸；教义不必相同，好比学科不同，文学就是文学、科学就是科学，但是教徒之间则可以互相来往，彼此做朋友。
过去，佛陀为教化众生，依众生根性不同而施设各种层次的实践法门，称为“五乘佛法”，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而“五乘佛法”正好也可以将各个宗教融会其中，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例如：儒家讲“三纲五常”，近于佛教持守五戒的人道思想，归于人乘；基督教提倡“升天”、“博爱”，近于佛教修行十善的天道思想，归于天乘；道家讲“清静无为”、“任性逍遥”，类似于佛教的声闻、缘觉，归于声闻、缘觉乘；而佛教是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发菩提心才是佛教，所以归于菩萨乘。
在各种宗教当中，中国有儒、道、释三教，儒家是人道，道家是天道，圣贤成为儒家的信仰，神明成为道家的信仰，那么佛教该归属什么呢？一般有谓“天、地、人”，佛陀说“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大地众生都是佛，因此我倡议，天、地、人不应互相排斥，而要彼此融和；人道太粗浅，要再超越，天道太遥远，难以接触，唯有人人是佛、人人是菩萨，才是最圆满。
关于宗教信仰，我不是一个三教九流不分的人，对于佛陀的崇高神圣，也早已在内心里建设了佛的世界，但是为了希望天下苍生不要排斥、对立，能以和谐和平、幸福安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愿景，只有写下这一篇文章，略表七八十年来在宗教旅程中的一些看法。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落成，各路神明都来参加，祈求佛陀加被（心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