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址选在基地中央一片刚平整出的空地。没有教学楼，只有四栋用当地硬木搭建的简易校舍——每栋三间教室，每间教室二十张新课桌椅，黑板是用水泥抹平后涂黑的，讲台上方悬挂着一面手工缝制的兰芳国旗。开学典礼定在下午三点。没有嘉宾致辞，没有剪彩仪式，甚至没有通知任何居民区。苏承业说：“开学是孩子的事，让他们安安静静走进教室就够了。”但三点差十分时，操场边缘已经站满了人。三百多人——不，五百多人，还在不断增加。有孩子的父母牵着更小的弟妹，有老人拄着拐杖被人搀扶，有刚从生产线下来的工人还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他们安静地站在操场边，没有喧哗，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四栋崭新的校舍。陈启站在人群最外围。三点整，苏承业走到升旗台前。老人今天换上了唯一一套没有补丁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前别着一支黑色钢笔——那是1949年新加坡华侨中学理事会赠予他的三十年教龄纪念笔。他没有发表演讲，只是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话：“请一年级新生入场。”六十三名学童列队从人群中走出。他们穿着各自最好的衣服：有些是改小的旧军装，有些是母亲连夜缝制的粗布衫，唯一统一的是胸前那朵纸折的兰花——苏颜带着识字班的妇女们折了整整三天。阿英走在队伍第二排。她的书包是用父亲旧军装改的，洗得发白，边角却缝得整整齐齐。里面装着那本崭新的《国语第一》，封面上用稚拙的笔迹写着“林美英”。队伍在操场中央站定。苏承业转向孩子们，声音苍老但清晰：“同学们，今天是兰芳第一华文小学开学的日子。你们六十三个人，是兰芳历史上第一批正式入学的学生。”他顿了顿，缓缓抬起右手，指向校舍上方飘扬的国旗：“这面旗上的兰花，是两百年前兰芳共和国的先辈们选定的。他们从广东、福建、潮州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没有土地、没有依靠、没有军队保护，只有一双手和一颗不想忘本的心。他们在雨林里开荒，在海边捕鱼，在矿山里挖锡。他们赚了钱，第一件事不是盖大屋、讨小老婆，而是建学堂、请先生、让孩子读书。”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因为他们知道，华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还认得方块字，还会背‘人之初’，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喊出那声已经藏在喉咙里四十三年的号令：“全体——向国旗敬礼！”没有国歌。只有六十三只稚嫩的右手，高高举过头顶。操场边缘，那些沉默站立的父母们，终于有人忍不住抽泣。陈启依然站在人群最外围。他看到苏颜站在教师队列第一排，右臂同样举得笔直。她身旁的陈安刚满五岁，还不够入学年龄，此刻却也跟着哥哥姐姐们举起小手，神情庄重得像在完成一件极其神圣的事。他低下头，用力闭了闭眼。再睁开时，苏承业已经开始上第一课。老人的声音在扩音器中传遍整个操场：“请翻开课本第一页。”六十三双小手同时翻开崭新的书页。“跟我读——”老人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八个大字，一字一顿：“人——手——足——”孩子们齐声跟读，童音清脆如新竹破土：“人——手——足——”“口——耳——目——”“口——耳——目——”那声音穿过操场边缘默立的人群，穿过校舍旁尚未完工的工地，穿过远处雨林茂密的树冠，向着加里曼丹无垠的天空飘荡。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十五分。兰芳共和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响起了孩子们齐读华语的童声。这不是两百年前私塾里“天地玄黄”的千年回响。这是一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傍晚，陈启独自来到校舍。师生都已散去，操场上空无一人。那副红纸春联在暮色中格外醒目，“百年树人”四个字被夕阳镀成金色。他走进第一教室，在第一排第三座——阿英的位置——坐下。课桌上刻着许多稚拙的字迹。他借着窗外的余晖，一行行辨认：“林美英7岁”“我要当老师”“兰芳”“人手足口耳目”他用手指轻轻抚过这些刻痕，像抚过时光本身。苏颜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安儿问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也这样刻桌子吗？”陈启没有回头：“你怎么回答？”“我说，爸爸小时候在北京上学，课桌比这个新，但他一定也刻过。”陈启沉默良久：“我刻的是‘陈启三年级二班’。用削铅笔的小刀刻的，被班主任罚站了一节课。”苏颜在他旁边坐下：“你后悔吗？”“不后悔。”陈启说，“那时候不知道，能坐在教室里刻桌子的日子，有多珍贵。”窗外，夜幕完全降临。远处传来零星的爆竹声——那是基地居民在自发庆祝新年。1969年即将过去，1970年正在来临。苏颜轻声问：“你说，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记得1969年的兰芳吗？”陈启望着窗外那些刻满稚拙字迹的课桌：“会。一百年后，阿英的曾孙女会坐在新教室里，用激光笔在智能黑板上写‘人手足口耳目’。她会听老师讲，一百年前，有个叫林美英的女孩，在雨林木屋里用芭蕉叶练字，后来她成了兰芳第一位本土教师。”他顿了顿：“她会知道，1969年的兰芳，有一群大人拼尽全力，只为了让孩子们能像她此刻一样，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用自己祖先的语言，写下自己心中的话。”苏颜把头轻轻靠在他肩上：“那你呢？一百年后，还有人记得你吗？”陈启望着窗外新贴的春联，那四个在夜色中依然清晰的大字：：（）重生火红年代，我有百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