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岛纱月站在三年A班的讲台上，窗外是东京初夏被雨洗过的银杏，树叶绿得发亮，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她三十一岁，身高一米六七，腰肢细得仿佛一手就能掐断，白色衬衫永远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藏青色百褶裙长度恰好卡在膝上五厘米，露出小腿最匀称修长的一段。
黑发剪到锁骨下方，内扣得极服帖，只在右耳后别了一枚小小的银色樱花发夹——那是她唯一允许自己带一点少女气的饰物。
她的声音不高，却总能让最躁动的后排男生瞬间安静下来。
“……夏目漱石在《心》里写，‘我因为孤独而死去。’这句话，你们听懂了吗？”
教室里鸦雀无声。
不是听不懂，是不敢出声。
雾岛老师讲课时，眼尾会微微下垂，像含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摘下无框眼镜后，那双眼睛忽然变得极软极湿，仿佛下一秒就会溢出什么。
可她从不哭，至少在学生面前从不。
她教现代国语，也兼任班级导师。
学生私下叫她“纱月老师”，叫得再亲昵也不敢越矩，因为她骨子里有种冷淡的、拒人千里的清凛。
王绿帽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东京都立樱丘高中的文化祭。
那天他作为校友受邀回校做一场关于“新闻写作与社会责任”的讲座。
讲到一半，他目光扫过礼堂第三排靠走道的座位，看见一个穿白色针织开衫的女人安静地坐着，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心》，指尖轻轻压在书页边缘，像在安抚什么易碎的东西。
阳光从高窗漏下来，落在她侧脸上，睫毛投下极淡的阴影。
他忽然讲不下去了。
后来他才知道，她叫雾岛纱月，曾经短暂结过一次婚，二十九岁离异，无子女。
同事评价她“完美得让人不敢靠近”，学生则偷偷说“纱月老师笑起来像梅雨天忽然放晴”。
王绿帽花了十一个月，像写一篇极其克制的新闻稿一样靠近她。
他不送花，送她一套初版的夏目漱石全集影印本；
他不约饭，约她一起去神保町的旧书店淘昭和时期的文学杂志；
他在她因为流感高烧三十九度独自在家时，提着退烧贴、关东煮和一碗热到冒烟的味增汤，站在她公寓楼下等了四个小时，只因为她回复了一句“谢谢，不用麻烦”。
雾岛纱月起初是真的厌烦。
她在教员室当面说过：“王先生，我讨厌被人追逐，也不需要被感动。”
王绿帽只是微微低头，声音很轻：“明白了。那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
她冷冷地看着他，眼底有明显的疲惫。
可后来某个台风夜，她加班改完最后一份作文，走出校门时发现地铁已经停运。
大雨像瀑布一样往下砸，她站在校门口的屋檐下，犹豫着要不要叫车。
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缓缓停在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