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在公安局后院的那栋三层小楼里。
秦墨去报到的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隨时要下雨。他穿过局里的主楼，经过走廊、楼梯、一道道门，走到后院。院子不大，铺著灰色的水泥砖，墙角长著一棵歪脖子槐树，叶子掉光了，枝干在风中轻轻摇晃。
小楼的外墙是白色的瓷砖，已经泛黄了，有些地方剥落下来，露出里面的红砖。窗户是老式的铁窗，漆面起泡，窗台上的灰尘积了厚厚一层。一楼的门上掛著一块褪色的牌子——“档案室”。
秦墨推门进去。楼道里有一股陈旧的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有几根灯管坏了，一闪一闪的，像是在打信號。墙上的白漆已经变成了灰色，有一张泛黄的通知还贴在墙上，日期是五年前的。
值班室在一楼拐角处。门开著，里面坐著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著一件旧警服，领口的扣子没有系，正对著一台小电视机看新闻。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来。
“老周。”秦墨说。
老周站起来。他是周德胜——不是孙德胜，是另一个周德胜。在档案室干了十几年，以前在派出所当民警，后来调到这儿，就一直没走。他的头髮已经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秦队——不，秦墨。”老周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到通知了。你来了就好，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不是队长了。叫我秦墨就行。”
“好，秦墨。”老周拿起一串钥匙，“走，我带你上去看看。”
他们上了二楼。楼梯是水泥的，台阶的边缘被磨得发白，扶手是木头的，漆面已经磨光了，露出木头的本色。二楼的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一扇的木门，每扇门上钉著一个小铁牌，写著编號。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围墙，围墙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巷子的对面是一排老居民楼的背面。
老周在最里面的一扇门前停下来，用钥匙打开了门。
“这是你的办公室。”
房间不大，大约十平方米。一张老式的木头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桌上放著一摞旧案卷，灰尘很厚。窗户对著围墙，光线不太好，但比走廊里亮一些。
秦墨走进去，拉开椅子，坐下来。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
“条件简陋了点。”老周站在门口，“你要是缺什么，跟我说。”
“不缺。”秦墨看著桌上的那摞案卷，“这些是什么？”
“陈年旧案。没人管的那些。你慢慢看，不著急。”
老周走了。秦墨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著桌上的案卷。灰尘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光线中缓缓飘动，像极细的雪花。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吹掉灰尘。案卷的封面上写著一个编號——2010-0322。他翻开第一页，是一份失踪案的报案记录。报案人是一个叫王秀英的女人，说她丈夫张志远在2010年3月15日出门后一直没有回来。失踪时四十三岁，在本市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
秦墨的手停在了案卷的第一页上。
办案人签字栏里，签著他的名字。字跡还很新，黑色的墨水，没有褪色，跟旁边已经泛黄的纸张格格不入。
他盯著那个签名看了很久。那是他入警第三年经手的案子。那时候他还在派出所，没有调到刑侦支队。张志远失踪案是他接手的第一个“大案”——虽然只是一个失踪案，但对於一个入警三年的年轻人来说，已经算是大事了。
他记得这个案子。他查了张志远的社会关係、工作单位、最后出现的地点，查了附近的医院、救助站、火车站。他跑了整整一个星期，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张志远就像蒸发了一样，从世界上消失了。
案子一直没有破。后来他调到了刑侦支队，这个案子就留在了档案室里，积灰，泛黄，被遗忘。
秦墨把案卷放下，拿起第二本。是另一个旧案。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都是他经手过的未结案。有的他记得，有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靠在椅背上，看著桌上的案卷。灰尘在光柱中缓缓飘动，像在跳一支很慢的舞。
有人敲门。老周站在门口。
“秦墨，有人找你。”
“谁？”
“姓沈。说是你朋友。”
秦墨站起来，走出办公室。沈牧之站在走廊里，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巾裹得很严实。他手里提著一个袋子，里面装著两杯咖啡。
“你怎么来了？”秦墨问。
“来看看你的新办公室。”沈牧之看了看四周，“不错，安静。”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问了小赵。他告诉我的。”沈牧之把咖啡递给他，“趁热喝。”
秦墨接过咖啡，喝了一口。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沈牧之记得他的口味。
“进来坐。”秦墨推开门。
沈牧之走进办公室，看了看桌上的案卷，没有问。他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环顾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