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老师今天找我谈话，建议我退一步，做技术顾问而不是主刀。我同意了。
他说我要学会妥协，学会分享控制权。我答应会试试。
但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方案。
如果主刀医生的判断和我不一致怎么办?如果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保守而不是继续怎么办?
我不知道。
所以我保留了备用方案。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还有其他选择。
也许韩老师是对的，也许我太执着了。
但如果不执着，我拿什么救她?
妥协，是为了在体制内前进。
但如果体制不让我救她，那我就只能绕过体制。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
他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
姜以夏端着两杯水回来:“在写什么?“
“工作笔记。“林煜接过水杯，“记录一些想法。“
“那你继续，我去洗个澡。“姜以夏走向浴室。
林煜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修订方案。
他会认真执行这个方案，会配合团队，会尽量做一个“合格的技术顾问“。
但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他也在悄悄准备另一条路。
那条路现在还很模糊，他不知道具体会怎么走。
但他知道，如果需要，他会走。
窗外，北京的夜空很黑，看不到星星。
老居民楼的灯光零零星星，像某种疲惫的坚持。
林煜关掉电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母亲倒下的那个夜晚——2003年5月，厨房里，她突然捂住头，然后倒在地上。
那时他还在县一中，接到电话冲回家时，母亲已经被送进医院。
医生说，脑动脉瘤破裂，抢救及时，保住了命，但可能醒不过来。
那一刻，十五岁的林煜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无力。
他能“看见“物理规则，能理解抛物线和动量守恒，但他救不了倒在地上的母亲。
那种无力感，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五年了，从未消失。
现在，他有了Sce论文，有了CDAS，有了全国最好的医疗团队。
他不再无力了。
但新的困境出现了——体制，伦理，规则。
这些东西不是技术难题，不能用公式推导，不能用数据解决。
韩教授说，要学会妥协。
但林煜不确定，自己能妥协到什么程度。
第二天，林煜把修订版方案发给宋衡和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