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安静。
又到开学季，我提前一年进修，正式成为了高中生。这事早就跟爸妈商量过，成绩单、推荐信、压力面，申请流程繁琐复杂，好在还是一路绿灯。
办学处最后敲定盖章的行政老师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女性，她手里捏着我那张通知书，目光在白纸和我的脸之间来回移动，然后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祝你好运，小姑娘。”
杰诺和斯坦利是在一周后知道这个消息的。杰诺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说“有不懂的可以问我”，斯坦利漫不经心地掏出根棒棒糖给我，算是礼物，说“干得不错”。
“以后应该会忙很多了。”我说，“不过周末还是可以见面的。”
他们点点头，然后继续各自做手上的事，两个人都用背影对着我。杰诺比去年高了一截，他的预测是正确的，身高在十四岁追上了我，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往上窜。斯坦利更夸张，已经突破一米七五，每次站在他旁边我都觉得空气稀薄。
变声期也过去很久了。杰诺的声音稳定在一种清朗又沉稳的频段，说话时像男低音在播报新闻。斯坦利的嗓音仍然不太稳定，音色倒是意外地要高些，带着沙哑的质感，笑起来的时候尤其明显。
只有我好像卡住了。身高停在中不溜秋的阶段，声音还是那样，脸倒是变了不少。
我往嘴里塞橘子，望着后院新种的那颗苹果树发呆。那棵树瘦瘦高高的，被几棵枫树夹在中间，枝叶间藏着一抹青色。青苹果挂在枝头，在风里轻轻晃动。
高中部的走廊比初中要更宽，红砖外墙上爬满常春藤，窗户也更大，流动的冷空气让人精神抖擞。周围学生三三两两，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像是好奇，又像是在审视。我刻意忽略那些视线，找到三楼的化学教室，在前排靠窗的空位上坐下。
我拿出一本教材来看，实际上是借着动作观察周围的学生。右前方一个黑人男生带着耳机听歌，手指在桌面上哒哒敲着；第三行第二排的棕头发女生手里也拿着本书，她在看《窄门》，或许我可以和她搭话。
授课老师走进来，开始点名，点到我时，我应了一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名字。
“唐知谨。”
“到。”
中文名？
我循着那个声音看过去。那是个戴着银框眼镜的男生，有和我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白衬衫，安静地坐在后排。他和我对上视线，礼貌地笑了一下，那种国人式的客套笑容。
在美国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亚洲人，韩国的、日本的、越南的，但中国人不多。异国遇到同乡，天然会有种亲近感。
于是下课后，我主动找他搭话。“嗨，”我用中文说，“你是中国人吧？我也是，我叫YN。”
他抬头看我，黑眼睛里有一点惊讶，又很快放松下来。“你好啊。”
“你从哪里来的？”
“北京海淀。我爸来这边做访问学者，我来交换两年。”
“哇，大学霸啊，”我由衷的赞叹，“我是七岁移民来的，爸妈都在这边。”
“海淀也不全是学霸，”他笑了一下，神色腼腆，“倒是你，口语这么好，完全听不出口音。”
“只是呆的久啦，你多待几年也是一样的。”
“我还得努力，老师上课好多听不懂的。”
我瞄到他放在桌上的教科书，上面写的密密麻麻，在单词边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音标和中文意思。我想起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讲课大半时间一脸懵，同学们说的俚语和笑话更是天书，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学会怎么和同桌借橡皮。
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又冒出来了。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问我，”我对他笑笑，“咱们互帮互助。”
“好。”他说。
就这样，我和唐知谨成了朋友。
唐知谨是我很少见到的那种人。头脑好，但不是顶尖；相貌端正，但不惊艳；做事要认真才能做好，运动神经也是正常水平。
“中庸”，这个词放在他身上，倒是一种褒义。
就是这种中庸，反而让我觉得很舒适。我知道自己在普通人里算是优秀，但优秀和天才之间的鸿沟无疑是不可跨越的。待在那两个人身边时，他们从不会让我觉得自己差劲——杰诺会认真听我说医学的事，斯坦利会夸我手稳，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肯定我。
但那些微小的嫉妒与羡慕仍然存在，偶尔在深夜里躺在床上时冒出来，暗暗比较，然后想着“要是我也能那样就好了”，或是“其实没有我在他们也可以很开心吧”。这很丢人，我没和任何人说过。
和唐知谨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东西不会跑出来。他身上有种恰到好处的温和，让我想起妈妈炖的银耳汤。不烫嘴，不冰凉，刚好能喝。
我开始更频繁地找他搭话。问作业、聊考试的题目，后来变成一起吃午饭，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他吃自己带的三明治，我吃学校卖的炒饭。
我们聊国内的事，聊他老家的圆明园和卤煮，聊我七岁以前在中国乡下的记忆，聊那些在美国没人分享的、细碎的、属于另一个文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