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军院的病房里，灯早就熄了。
赵卫国坐在床沿上，低著头，盯著自己那条腿——不，是盯著裤管空空荡荡。
他今年二十四岁。一年前在边境，踩上一颗地雷。醒来时，左腿膝盖以下就没了。二等功的奖章压在枕头底下，摸著烫手——那是用半条腿换来的。
父母坐在对面的床上，已经哭过几轮了。老两口从河北老家赶来，坐了三天车，就为了接儿子回去。
“卫国啊，”母亲的声音哑得厉害，“跟妈回家。妈养你。”
父亲闷头抽著旱菸：“咱家还有三亩地，我还能干。你就在家，帮著看看门，喂喂鸡……”
赵卫国没说话。他盯著裤管，盯著盯著，眼泪就掉下来了，砸在裤管上，啪嗒，啪嗒。
他不想回去。不是嫌农村苦，是不想拖累父母。父母都六十多了，该享福的年纪，还要伺候他这个残废儿子？
可他还能干什么？哪个单位会要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
夜深了。护士来查过房，叮嘱早点睡。父母也劝他躺下。
赵卫国躺下了，但睡不著。他睁著眼睛看天花板，看月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窗欞的影子。那影子像柵栏，把他困在这里，困在这个没有未来的地方。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啪嗒啪嗒，由远及近，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卫国！赵卫国！”
是张干事的声音，激动得变了调。
赵卫国的父母嚇了一跳。
张干事闯了进来，满头大汗。他看见赵卫国，眼睛一亮，几乎是扑过来的：“卫国！你的工作！有著落了！”
赵卫国脑子嗡的一声，以为自己听错了。
“红星轧钢厂！”张干事喘著粗气，“首都红星轧钢厂！要你！”
“要……要我？”赵卫国嘴唇哆嗦著，“要我……能干什么？”
“保卫处！”张干事一屁股坐在床边，“治安科！在大门做登记！坐著干活儿，不费腿！”
他连珠炮似的说：“正式工！所有福利都有！工资按三级工算！以后还能给孩子接班！”
赵卫国彻底懵了。他父母也懵了，老两口互相看看，又看看张干事，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张干事，”赵卫国的父亲小心地问，“这……这是真的？”
“千真万確！”张干事从兜里掏出张纸条，“介绍信都开好了！下周一报到！地址在这儿——”
他把纸条塞到赵卫国手里。纸条皱巴巴的，但上面的字清晰有力：
兹介绍赵卫国同志前往首都红星轧钢厂保卫处报到。
落款：荣军院安置办。
赵卫国的手指抚过那些字，一遍，又一遍。纸条被他的汗浸湿了，但字跡依然清晰。
“可是……”他还是不敢相信，“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工厂要我？”
“因为……”张干事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眼眶有点红，“因为红星轧钢厂保卫处的治安科科长，叫李大虎。”
“李大虎？”
“跟咱们一个部队出来的。”张干事说，“和你一年入伍，听说了你的事。”
“他现在……”赵卫国声音发颤，“当科长了？”
“何止科长！”张干事激动地说，“国庆游行打旗的那个，报纸上登的那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就是他！”
赵卫国想起来了。这几天荣军院里也在传那份报纸，说有个年轻的保卫科长，说了句特別提气的话。他当时还跟病友说：“这才叫新时代的军人。”
“他听说你在荣军院，安置不出去，”张干事接著说，“二话不说就说：『送来。我们厂要。”
简简单单六个字。
送来。我们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