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C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如果检察院发现了分析员的父母因为工作关系长期将孩子置于放养不管的状态，甚至可能直接将分析员判给陶来收养。
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分析员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见得最多的人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陶。
她是他醒来后第一个看见的脸，是他睡前最后一个听到的声音，是他发烧时抱着他往医院跑的人，是他被同学欺负后蹲下来帮他擦眼泪的人。
那些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几乎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
从法律角度来说，陶完全有资格、也有理由申请正式收养分析员。
只要她向法院提交一份申请，附上他父母长期缺席的证据，再加上那份早已公证过的监护权委托书，胜诉的概率极高。
可她没有这么做。
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分析员的父母虽然在日常照顾上缺席得离谱，但在物质支持和情感联络上从未真正断裂过。
他们会打钱，会寄礼物，会在某些难得的假期里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用一种笨拙而愧疚的方式试图弥补长期的亏欠。
他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分析员的监护权，只是选择了一种让外人看来近乎荒唐的方式来履行——把实际操作全部外包给了陶。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干妈与干儿子，法定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一个倾尽全力照顾了另一个近十年、最后被对方主动要求离开的女人和一个自以为独立了就不再需要依赖的少年。
而现在，他们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
校长和学生。
这个认知让分析员的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
他站在校长室的办公桌前，看着面前这个他从小叫阿姨的女人正以一种完全属于上位者的姿态靠在椅背上，双腿交叠，手指轻轻搭在扶手上，用一种他既熟悉又陌生的眼神打量着他。
那眼神里有审视，有玩味，有一丝极其隐蔽的欣慰，还有一种更加复杂的、让他不太敢细想的东西。
“小东西。”
陶开口了，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笑意。
“看你的表情，对我会出现在这里似乎很惊讶啊。”
分析员确实很惊讶。
不只是惊讶，简直可以说是震惊。
在他的认知里，陶和她的父母虽然关系密切，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子。
他知道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稳定，职位不低，但他从来没有具体问过她到底是做什么的。
出于礼貌，也出于一种孩子气的不想知道太多大人的事的心理，他一直把这个话题回避着。
“确实。”
他老实回答，嗓音发涩。
“您似乎和我的父母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出于礼貌，我从来没过问过您干什么。”
陶闻言，笑了笑。
“我或许可以纠正你一点。”
她微微前倾身体，那动作让她的OL装束在胸前绷得更紧了一些，白衬衫的布料勾勒出一道饱满的弧线。
她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点了两下，像是在敲打某种只有她自己知道的节奏。
“我和你的父母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甚至是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
在陶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相框。
很小，不起眼，大约只有巴掌大小，银色的金属边框被磨得有些发亮，看得出主人经常拿起来端详。
相框朝向分析员的方向微微倾斜了一个角度，像是被刻意摆放在一个随手就能够到的位置，方便在工作间隙抬眼就能看见。
分析员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有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