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殡仪馆的电话一遍遍催，催促她尽快办理火化手续，缴纳费用，警告她若再拖延，将按规处理，甚至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一天，是万家团圆的春节。
她无法忍受出租屋里那能把人逼疯的死寂和冷清，脚步虚浮地出了门，鬼使神差地，朝着那条热闹的老街一步步走去。
街边有卖江米条的小摊，那种外层裹着白色糖霜，咬下去会嘎嘣脆响的廉价零食。
她忽然想起来，在老家的女儿最爱吃这个。
于是她掏遍全身，摸出仅剩的五块七毛钱，称了小小的一袋，自己抓着，一根一根往嘴里塞。
女儿吃不到了，她还在老家，等着爸爸妈妈回去过年，等着学费，等着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新年礼物。
他们夫妻俩原本……是准备好了今年一定要回去过年的。
……
遇见我，成了一个偶然却又带着某种残酷合理性的必然。
那时，我正因为摊主告诉我“那个蒲公英水晶球早就被人买走啦”而瞬间垮下肩膀，垂头丧气地站在街边，觉得全世界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东西，都在一点点离我远去。
她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耷拉着脑袋，慢吞吞地往家的方向挪步。
她认出了我——商艺康的女儿。
同时，一个可怕又疯狂的念头，如同毒蛇般猛地窜入她的脑海，来势汹汹，瞬间吞噬了她仅存的理智。
如果她还有一丝清醒，她一定会想到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
可惜，没有。
如果她能提前预知最终的结局，那么在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她一定会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下去，哪怕前方是更深的地狱。
可惜，没有。
如果在她看到我稚嫩脸庞的那一刻，想起的是她自己那乖巧懂事的女儿，而不是那冰冷的、象征着终结的三千块火化费……
如果……如果我呢？
如果当时的我，能够机灵一点，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绝望，能开口告诉她：“阿姨，我爸爸是个好人，你跟他好好说，他会帮你的，他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拿出那三千块钱……”
可惜，我也没有。
我是一个被所有长辈夸“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潜台词往往是：木讷，循规蹈矩，不懂变通，在巨大的变故面前，只会被吓得呆住，遵循最直接的指令。
爸爸的死，成了我人生剧本中最荒诞、最无法原谅的一处情节。
我后来时常陷入一种假设性的癔想：如果当初这个情节的设计者，哪怕手抖了一下，让它的走向出现一丁点的偏离，我的人生，我妈妈的人生，我奶奶的人生，是不是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幸福的光明？
然而现实冰冷而残酷。
我和妈妈站在原告席上，听着审判长念完长长的判决书。
然后，我听到对面被告席上那个瘦弱憔悴的女人，用尽全身力气般，吐出三个字：
“服从判决。”
思绪从沉重的回忆里挣扎着浮起，我彻底明白，爸爸将永远不会再推开那扇门回家了。
我默默走回灵堂，重新在那个小马扎上坐下。
来来往往忙碌的亲戚们，我很多都喊不出准确的称谓，也帮不上任何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