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那年，我有离开大陆、彻底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但由于本人受“流毒”太深，被彻底洗脑，居然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与父亲十年分离，父亲来信说：“凯儿们均己长大，很想与他们重逢，在香港相会团聚。”
故，自春至夏，双方频频通信。信件均由蔡澄玄表兄代转。蔡澄玄是我祖父大姐夫蔡凤若的孙子，我叫他表兄，他叫我父亲为表叔。他是1949年高中毕业后去了香港，比我大10岁左右。
我们在大陆写的信寄到香港，由他转寄至台湾我父亲处。台湾回信也寄到香港，同样由他负责转寄到上海。这样一来一去，38年如一日，光邮票就不下数百元，全由他垫付。1975年之后，他移居加拿大，仍一如既往为我家转信。
我对这位表兄充满感激之情，觉得他有古人之风。他今年应该85-86岁了，未知他现在安好否？好人一生平安！在此，我为他祝福，并表示我的感激之情。这样的好人现在毕竟不多了，或许这是我们姚家祖宗积德之故。
1987年，我父母在香港团聚，表兄来信说：“你们今后可以自行通信了，我的历史任务算是结束了。”
父亲为此嘱我回信，感谢这位恪守信用、品德高尚、有古人之风、数十年如一日为我家转信的表兄。我对他也永远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
回到主题，继续谈能彻底改变我人生的机会。
1959年，自然灾害己见端倪，副食品供应紧张，五分钱一块的糕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元钱一块的大糕点。老百姓工资很低，如何买得起？只能望“饼”兴叹。
此时，母亲与我商议，希望我随她一道去香港，与我父亲相会。因住在本弄11号的居委会主任顾瑞根申请批下来，顾瑞根全家去了香港。
母亲闻讯，受到极大启发。
没想到我却回答母亲说：“我正在温课准备报考大学，如果考不取，就跟你走！考取了，我就留在大陆。在大陆念大学不要钱。在台湾或大陆之外其他地方念大学都要钱，谁替我付学费呢？”
母亲听我这么一说就此再没吱声，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定是万分难受的。兹事体大，母亲其实应该召开家庭会议反复商议，不应该只与我一个人私下讨论。妇人之见便是如此，夫复何言。退一步说，如果她带老西姚凯法走，可以救姚凯法一命，使他不至于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生，三十七岁便自杀夭折了。
姚凯法之死，是我们全家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为何不建议母亲带姚凯法去香港与我父亲相会呢？凯法自杀当晚，我想到过此事，也曾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母亲希望我陪她同去香港与我父亲会面之事遭我婉拒后，她十分失望，情绪也非常低落。由于高中毕业是件大事，我们在静安寺“美华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家欢，4寸照，价格为2。40元。照片上共有六人，即：祖母、母亲、凯第、凯伦、凯法和我。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我保存至今，这也是我家唯一一张全家合影照。
时年祖母恰好60岁，母亲42岁，正是奋发有为之年。凯第21岁，是凤阳路第一小学教师。我19岁，凯伦18岁，念延安中学高一年级。凯法14岁，念镇宁路一小西年级。
……
1959年7月20日，全国高考统一考试，招录一年级新生。考生分为三类：一、理工科；二、医农科；三、文科。
我由于在高二时就开始向校外报刊投稿，一心把文学事业当作自己终身事业，是一个标准的“文青范儿”，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类。
再说，当时我是校刊编辑，又是班级里英语和语文课代表。我能用英语与老师流利对话，其他学生则做不到这点。还有，我唱歌也不错，男高音，音色也好，十分响亮。
我同时报考了英语类专业，并于7月23日那天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口试。
猜猜我会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录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