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0日，全国高考统一考试，招录一年级新生。考生分为三类：一、理工科；二、医农科；三、文科。
我由于在高二时就开始向校外报刊投稿，一心把文学事业当作自己终身事业，是一个标准的“文青范儿”，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类。
再说，当时我是校刊编辑，又是班级里英语和语文课代表。我能用英语与老师流利对话，其他学生则做不到这点。还有，我唱歌也不错，男高音，音色也好，十分响亮。
我同时报考了英语类专业，并于7月23日那天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口试。
口试，在一番会话应答之后，考官老师把我留下来，认为我是一个外语人才，有培养前途。
对方问我填写的志愿是什么？
我如实回答说：“我的第一志愿是新闻系，第二志愿是中文系，第三志愿才是外文系。”
对方连连表示惋惜。
我见情况不对，连忙追问道：“我现在可不可以将志愿改过来，来得及吗？”
对方再次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试想，在三千个参加口试的考生中，能有幸留下来毕竟不多，至少在那天上午，只有我一个人被留下来，其他参加面试的学生皆被打发走了。
事后，我一首在想：有时，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道路。如果我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而不是后来的“上海师范学院”，或许我的人生又是另一种样子。
那时，我自尊心极强。表现在我对高考信心满满。要知道全校高考预考，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叫陈学良，由学校保送留苏，去北京学习俄语。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留苏计划取消。好在上边有考虑，国内大学任陈学良选择。他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
有一次，我与他在路上相遇，说得颇为投机。后来，听说他被打成“反XX集团”成员之一，判刑五年，人生非常坎坷。我闻之极为唏嘘。
回到刚才的话题。
我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那是一所培养驻外记者的大学，要求极高。上海只分配到两个名额，被录取者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中共党员；第二，必须是调干生。这哪里是我们这些18、19岁的应届高中生有资格录取的啊？
今天的考生有所不知，在那个年代，文化层次不一定要求高，但政治成分一定要过硬。很多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就这样被排挤在名牌大学之外。
我所执教的中学，也有一个典型案例。中法建交后，法语人才奇缺。上海外国语学院开设一个法文班，以培养法文翻译人员。静安区分到两个名额，条件有三：一、大学中文系毕业；二、工人出身或贫下中农出身；三、己结婚生子，有家庭。
恰巧我校郁荣福老师够这三个条件，被保送深造。学制三年。无奈他毫无外语基础，或者说缺乏这方面细胞。三年后毕业，成绩全班最后一名。无法重用，仍旧被派到一所中学教语文，与进修之前的工作没什么大区别。
校刊编辑张子硕，1957届高中毕业，连大学也没考取，原因是他在1957年的“大辩论”中犯了思想错误，被剥夺考大学的资格。当时的国策是：培养对象的标准必须讲阶级路线，讲成分论……
洒一掬热泪，叹一声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