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35]
这种看法，自然与刘氏以古文经学家的眼光估价清学息息相关。对他而言，古文经学一步步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嘉道后崛起，并非标志学术的进步，而是表明清代汉学在走下坡路，由“怀疑”走向“虚诬”。
平心而论，如果去除古文经学家的偏见，即视今文学为“虚诬派”而加以否定的立场，刘师培关于清代汉学发展阶段的这一见解倒是合乎学术思潮兴衰的内在逻辑，就像他自己所总结的：
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36]
这里以治国作比喻，说明汉学由开拓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带有某种必然的逻辑发展，是符合一般学术发展进程的，具有较普遍的意义。梁启超1920年撰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对清学的变迁历程亦以启蒙期（相当于刘师培所言“怀疑派”）、全盛期（相当于“征实派”）、蜕分期或衰落期（相当于“虚诬派”）来概括，[37]但比之刘师培的同类见解已晚了十三年，此可见出刘之见解的生命力。[38]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刘师培视清代汉学为走下坡路的学问，也与他对清代汉学评价不高有关，非尽出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他曾通过对清儒与明儒的比较，看汉学如何走上学术前台，其结论是“明人多行”而“清人多病”，“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39]故清儒放弃了明儒经世之学而群趋“求是之学”（汉学）。尽管他也承认清儒这样做有当时文网太密等客观因素促成，但从学术士节相关联的角度看，总觉清儒士节有亏，因而他对由此而来的汉学评价有限。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士节，自然与他素所秉持的反满兴汉的民族主义立场相关，有了这一基本立场，论学时也不能完全忘情于此。虽然透过民族主义论学非刘师培独创，乃是国粹派学者的共同趋向，但刘氏在其间居主导地位，故这一点亦可视作刘氏总结清学的特色之一。
（三）关于戴震
众所周知，戴震在清代思想、学术史上占有关键性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学者对他的阐扬密不可分。在这方面，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功。钱穆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40]侯外庐指出，章太炎《检论》、《释戴》等“启发了近人研究东原的学术”。[41]从时间上看，钱穆之说颇有道理。从1900年的《学隐》，[42]到1904年的《清儒》，[43]章太炎确是近代学者中最早阐发戴震之学的。不过这一阐发过于简略，且《学隐》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文章，全文借题发挥，以魏源攻击戴震等乾嘉考据学者的话为由头，斥责魏源媚清，目的却是在斥责康有为等媚清；《清儒》则非专论戴震之文，只是在纵论清代学术时简要表彰了戴震及其后学，并对吴、皖两学之分际有精辟考论。也就是说，章太炎在近代只是开论戴震之先声，但未及深论。真正对戴震之学作出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与估价，从而推动了戴学复兴的，是继之而起的刘师培。1905年至1907年间，刘师培通过《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一系列专论或通论性著述，系统地阐释了戴震之学，使戴学面貌一下子清晰起来，为后人研究戴学开辟了道路。与之相较，章太炎最主要的论戴著作《释戴》作于1910年，其他一些有关论述也都是在刘师培之后。可以说，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遗憾的是，现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著作大都看不到刘师培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把目光盯在章太炎身上。
在清代学者和学派中，刘师培最推崇的便是戴震和皖派。他自承“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44]，认为戴震之学“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45]。相对而言，顾炎武、惠栋、王念孙、引之父子等清代考据学的中坚人物都未受到这样的重视和得到类似评价。至于皖派，刘师培通过对清代考据学者的比较，以独标其长。他曾说过：
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自毛奇龄之徒出，学者始误笃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辩。阎若璩之徒渐知从事于征实，辨别伪真，折中一是，唯未能确立科条，故其语多歧出。若臧琳、惠栋之流，严于取舍，立例以为标，然笃信好古，不求真知，则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皙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46]
如此高估皖派，即等于称赞皖派的创始人戴震。刘氏有这种看法，自然与他的学术传承和学术体验密切相关。他一向认为扬州学者之学是继承戴震之学而来，近于皖派，[47]而且自认本身学术也是承这一传统而来。他曾几次征引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中的几句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以渐求。”对此他表示认同和遵循，并在学术实践中作为基本方法手段加以运用。可以说，他之推崇戴震，是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而非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除对戴震和皖派考据学的强烈认同与称誉外，如前所述，刘师培还是戴震义理之学百年后的知音。他不仅对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学成果给以充分肯定和多方阐释，而且用学术实践发扬其义理学，他的《理学字义通释》实为仿《孟子字义疏证》之作。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彰扬对梁启超这方面认识的变化起到影响作用。梁启超1904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时，对《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戴震义理思想评价不高，认为：
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及，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48]
到1920年他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详细摘引《孟子字义疏证》，而且认为：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
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
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49]
显然，刘师培发表于1905年和1906年的《东原学案序》、《戴震传》等著作给了梁启超以启示。当然也不排除梁氏从章太炎等人的有关论著中得到其他一些启示。
平心而论，戴学的复兴与走红，确有章太炎的开启之功以及20年代后胡适等人的阐扬之力，[50]但其间刘师培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绝对不能忽略，在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回顾戴震研究史时，这一疏漏应当补上。
上述几个论题是刘师培论清学最有特色的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几乎同时都提出的命题值得关注，即清代考据学略与西方科学相同，富有科学精神。胡适后来对此命题做了多方阐释。这一命题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恐有牵强之处，或可说考据学与科学只是形似，而非神似，但它却能引发一种思考：传统学术中是否存在着导引学术走向现代的资源，从而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就此而言，这一命题相当有意义。
[1]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总序》，见《遗书》，504页。
[2]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04-15。
[3]刘师培革新史书体裁的努力还在于他用“章节体”编撰《中国民族志》、《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每一“课”相当于一章或一节），与夏曾佑1904年至1906年所编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道，成为中国近代较早运用“章节体”编写中国历史的成功之作，且刘氏《中国民族志》1903年便已完成出版，早于夏氏之作。
[4]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见《章太炎全集（三）》，154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03-10。
[6]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见《中国哲学史大纲·附录》，353页。
[7]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八，见《遗书》，1478页。
[8]有人甚至认为“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说》，提出诸子出于王官……应该是受刘师培的影响”。见方光华：《刘师培评传》，211页。
[9]周予同认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一个作用是“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523页。）康氏之作是借经学以谈政治，不能以纯学术著作视之，而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则为学术探讨，重在学理阐发，故其虽在康书之后出现，其所倡儒家与诸子并列之说，仍具有学术上的革新意义。
[10]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1，4、5、6页。
[11]皮锡瑞：《经学历史》，64、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见《龚自珍全集》，第5辑，347页。
[13]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伦理学发微论》，见《遗书》，535页。
[14]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汉宋义理学异同论》，见《遗书》，541、542页。
[15]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总序》，见《遗书》，541页。
[1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