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02
新教育学会编辑部
一九四二、三、十”
像陶行知在重庆生活教育社召开的“十二周年纪念”会上所讲的那样，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各地成立分社，进行活动。在解放区，新教育学会成立前后，组建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延安分社于1943年3月15日，与边区政府教育厅、新教育学会共同召开了“延安各界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纪念集会”。另外在1944年3月24日，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成为发起人，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这天还因此成了“生活教育运动纪念日”。
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这两个集会的讨论是相同的，确认了以下论点。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想追求，总是从浓厚的实际精神出发的。解放区的教育，必须学习陶先生的实际精神。同时，为了实现先生的理想，还必须有民主的环境。正是解放区具备了这种条件。但是，解放区教育的现状如何呢？在这里还有深刻的缺陷，这就是生活与教育的脱离。我们解放区的教师，必须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要从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保障为人民大众而实施的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整风运动”是为了端正党员的作风，使党的领导慢慢地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确立根据群众要求办事的作风（“大众路线”）。在这个学习运动过程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尤其是其“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的思想和实践，承担了触动和启发作用。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相继由胶东新华书店1946年8月，冀东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另外，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杂志《教育阵地》在报道陶行知突然去世的消息时，称“为哀悼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决定编辑发行《行知教育论文选粹》（第7卷第2期，1946年8月16日号，编辑后记），但我没见过出版的《选粹》。
第三章陶行知与日本
一、陶行知流亡日本
（国民党政府）封闭晓庄师范学校，下达对陶行知校长的逮捕令。陶校长逃难潜入上海租界。不久，陶行知进入了“流亡日本”的时期。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的情况，至今在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等问题上，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晓庄的学生，与陶行知晚年接触较多的戴伯韬先生，曾就陶行知流亡日本前后的情况，有过以下记述：
“大约是1930年的秋天，陶氏悄然离沪，东渡日本。……大约是1931年的春天，陶氏从东瀛归来，隐蔽在北四川路，我们仍只能夜晚约在小饭店里会面。……我们问他在日本时，可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曾到日本人最尊敬的明治天皇墓区瞻仰过，我在那里逗留良久，想察看一下日本人民对天皇的态度。那些军人，或士绅贵族之类，一走到明治墓前就顶礼膜拜。我看到不少乡下人和工人也去玩，但他们只立在那儿咕噜着什么，就走开了。因此，我认为日本劳动人民亦不崇拜天皇，日本之所以强，强在他的科学发达。……”
晓庄师范“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展出的一张照片，反面写有“1930年从日本回国后照的保片”字样。如据此而言，那么陶行知就是1930年回国，并且应该在秋冬之际，但从照片上的衣着来看，却是夏季的服装，这里就有探讨的余地了。
我从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会”一个成员那里听到如下有关情况（1981年12月于晓庄师范）：
“晓庄的指导员中有一个叫朱葆初的人，是设计装修的专家。他的家住在苏州，隔一段时间到晓庄去。他曾说过：‘30年春，陶先生突然到了苏州，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和陶先生一起去上海。陶先生在市内一家书店化了装后即乘上轮船，我则返回苏州’”。
这里所说的“市内一家书店”可能就是内山书店。陶行知在创办山海工学团时，曾在文中提到他在内山书店买书。但在内山完造的著作里，有关陶行知的情况却一点没有提到。
上述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期间的记载，是多种多样的。此处，我想把陶行知在日本停留期间的有关活动和他本人的自述再明确一下。我在访问陶晓光时，他说：“我父亲在1931—1932年写的《斋夫自由谈》中，提到了他在日本停留期间的若干情况。”当时上海的日报《申报》辟有“自由谈”一栏，陶行知从日本回国后，曾给它投过稿。稍迟一个时期，鲁迅也给同一栏投过稿。鲁迅后来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伪自由书》，陶行知则把他的文章编成文集《斋夫自由谈》。
追溯到1957年秋，我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时，承蒙彭飞、毛礼锐两教授的厚意，赠给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讲义》和“参考资料选辑”。“选辑”中有关陶行知的资料部分，收录了《斋夫自由谈》的几篇短文。其中并无提及陶行知停留日本期间情况的文章。当时，我还没有机会读到《斋夫自由谈》的全书。
《斋夫自由谈》（复印件）后由陶晓光赠送与我（1981年12月于北京）。这是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的评论栏连续发表的有关时局随想的短文所汇集而成的。“目录”的开头有“自民国二十年九月起至二十一年一月底”的注记。注记显示这些文章写作和刊载的时间大致在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末。
在这本文集所收的短文中，关于笔者在停留日本期间活动的文章有3篇：《胡适捉鬼》（甲）、《如是我见》（乙）、《五毛钱的总司令》（丙），均系短小精悍之作。以下是3篇文章有关内容的摘录：
“适之（胡适的字）近撰时论，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一文：《我们走那条路》。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梁漱溟曾写了一封信驳他。东京的几位朋友对于他这种见解也深致不满。……”（甲）
“到日本去的人总想知道一些关于天皇的事。我也有这种好奇心。我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态度是怎样？比从前有什么不同？
我在东京的大桥图书馆里看见一本书，书名为《天皇与普罗列塔里亚特》，觉得非常奇怪。……今年一月十六日我上桃山谒明治陵。我在山上的时候，日本人陆续来谒陵的也有十五人，内中有农人、老太太、小孩子、在乡军人和一个工人。我站在那儿留心看他们的举止，个个人来的时候都恭恭敬敬地跪在陵前祈祷，小孩子也跟着父母们照样地干。唯独那位工人站在那儿不拜，望了一忽儿，就一个人下山了。”（乙）
“日本，东京一处有图书馆27所。规模大的有两所：一为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一为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引者注）不许校外阅览。我得到洛氏基金会蓝安生介绍信，可以设法进去看书，但因回国期迫，没有受用。……”（丙）
前引戴伯韬从陶处所听他停留日本期间的感想，其内容要点与（乙）文是符合的。明治以来，日本极力“富国强兵”。为什么日本会成功地建设近代国家呢？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其关键在于日本国民崇拜天皇，以天皇为中心，举国一政。事实并非如此。陶行知根据自己在桃山陵的亲眼所见，强调指出其关键在“科学的发达”。
在（乙）文里，陶行知写有“今年1月16日我上桃山谒明治陵……。”如果把它和目录的注记相参照来判断的话，陶在1931年1月中旬停留于日本。此外，（丙）文所言“回国期迫”，有欠严密，但大致上可说陶是从1931年1月下旬以后到1931年9月以前回国，开始向《申报》的评论栏投稿的。
因此，我是这样推想的：1930年4月晓庄被封闭（→上海租界）→出国→1931年9月以前回国（上海租界）。如推定陶是在这一年前后的一定时间内停留于日本的话，当时正是日本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的展开时期。新兴教育研究所于1930年8月创立，机关杂志《新兴教育》于9月创刊，“教育劳动者组合”也开始了组织活动。
当时“新教”“新劳”的活动家是否与“流亡”者陶行知有过直接或间接地接触，或另外得到什么有关人士的帮助，尚需进一步的调查。
陶行知在图书馆见到并“觉得非常奇怪”的《天皇与普罗列塔里亚特》一书，系里见岸雄所著，昭和5年出版。陶的英文水准是一流的，但若没有他人的帮助，很难想像他能读懂这本日文原版书籍。
二、《生活学校》《教育》杂志对陶行知的介绍
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学校（1924年，即大正十三年创立）的同志们1934年（昭和9年）起，开展了维护教师的文化运动，并着手进行创办杂志的准备工作。
户冢廉同志回忆说，该年4月10日，几位自称为陶行知的弟子的中国留学生访问了学校。一个名叫叶维奏的留学生向学校的同志们谈了陶行知在上海一带指导教育运动的情况。户冢廉等人“听到他们一边抵抗蒋介石的迫害，一边在文盲的中国开展识字运动，深受感动”，以此为契机，池袋与上海之间开始了书信、资料交换。
“儿童之村”小学有一位名叫牧泽伊平的教员，是户冢廉静冈师范时代的前辈。牧泽于昭和九年辞去了教员一职，参与杂志创刊的准备工作，因而与户冢廉等人一起听取了留学生的谈话。《生活学校》杂志于1935年（昭和10年）1月发行了创刊号（“儿童之村”生活教育研究会编辑，野村芳兵卫、户冢廉为编辑部成员）。在创刊号上，牧泽用“岸本辰三”的笔名撰写了《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一文，向日本的教师介绍了陶行知及其“小先生”运动，这是最早的一篇文章。以后，牧泽又给《教育》杂志6月号寄去陶行知演讲稿的日译文，对陶行知的教育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