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谈了陶行知先生对于师范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基于对乡村教育弊端的深恶痛绝，陶行知彻底改造乡村教育的伟大实践，势必要从改造旧乡村师范教育和建设全新意义上的乡村师范教育入手，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发射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教育家都无法比拟的奇异的光辉。
陶行知先生清楚地看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生路了”。错在哪里？错在这类学校确实不能适应乡村的需要，它给儿童唯一的东西是书本知识，从不知道注意“农人的真正需要”，因而这种教育“使农村社会减少生产量，使农民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于是人们对此“最不满意”，到处可以听到要求改造乡村教育的呼声。从哪里入手去改造？“生路”从何处“另找”？陶先生所开的“对症下药”的良方是从办新的乡村师范学校入手，“造就好的乡村教师”，然后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这种乡村学校应当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换一种说法，就是“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这里，陶先生把乡村师范学校的任务讲得很明确，那就是“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而“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前的乡村生活绝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
正是因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乡村教师身上，因此，陶先生把乡村教师提到了极为崇高的地位，对他们寄予极大的热情，把美好、甚至神圣的字眼都给了他们，称他们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是“乡村人民儿童敬爱的导师”，是“乡村领袖”。与此相适应的，陶先生对这些乡村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必须具备三个共同的资格：一是有农夫的身手，二是有科学的头脑，三是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样的乡村教师同那些“用脑不用手”的所谓“教书匠”显然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还不止如此，陶先生认为一个好的、合格的乡村教师所规定的标准，还有更加具体的内容：除了具备上述三个“共同资格”外，这些乡村教师还要做到：
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
陶先生认为，这种教师才堪称“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陶先生把乡村教师看成“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和“乡村领袖”，估价是不是过高了呢？我们认为并不过高。陶先生完全是从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来看待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我们知道，在文化极端落后的旧中国的农村，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正如陶先生说的，真好比“凤毛麟角”，他们是最先觉悟的一部分人，是先进思想的代表者，从改变农民的愚昧状况和把农村社会向着精神文明推进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当之无愧的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和“乡村领袖”。陶先生也曾说过，乡村教师的“人格”对于乡村人民的影响很大，就是这个意思。再者，陶先生所规定的—个好的乡村教师的标准，要求是不是过高了呢？我们认为也并不过高。陶先生对乡村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是同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相统一的，是使他们的作用得到发挥的保证。只要师范教育健全而培养得力，这些要求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总之，我们认为，陶先生关于乡村教师的一系列思想，同他的“广义的师范教育”思想一样，在他的整个师范教育思想中也是光彩最为夺目的部分。
至于造就堪称“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的乡村教师的途径，就是陶先生所终生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例如，农事是要在田里做的，就须在田里学，也须在田里教。这个方法的实质，就是引导人们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和磨炼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或者说，从改造自然、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增长智慧和才干。恩格斯有句名言：“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5]列宁也说过：“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6]列宁还说过：“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相信的。”[7]陶先生的“教学做合一”这一原则的实质，不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同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比较，我们认为是一致的，起码也是相差不远的。陶行知把自己的一整套乡村师范教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后，诞生了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辉煌的、全新的乡村师范教育里程碑。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光辉至今没有磨灭，它的先进性和现实针对性，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师范教育改革有着诸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师范教育尽管有所发展，但几经周折（有人把它比喻成一个“马鞍形”），问题不少。我们今天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师范教育同样也面临着一个“改造”和“建设”的问题。尽管时代已经不同，“改造”和“建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陶行知在这方面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甚至比其他方面可资借鉴的东西更多、更全面。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从中接受那些有用的东西，把它吸收到我们的师范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来。
——陶行知对师范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可谓高屋建瓴，至今仍可给我们以启迪。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今天，我们一直把师范教育说成是“教育建设的根本环节”，是“工作母机”。就教育内部关系而论当然不错，但这样认识还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还未看到师范教育更高一层的意义，即把它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把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看成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百年大计，也就是把它的作用提高到振兴中华的高度来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而把人们的认识引向这样的高度，对摆正师范教育的地位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师范教育理论，都是十分有益的。
——陶行知的“广义的师范教育”思想，在今天看来有着特别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党和国家近几年特别强调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教育进行正规培养和训练。我们要迅速改变师范教育几乎只“造就教师”的单一状况，培养教育战线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尤其是教育行政干部。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专业化、知识化方面对教育行政干部提出具体要求，比如说，可以规定县教育局长以上的干部，必须经过高等师范教育系专门培养，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否则就没有资格当教育局长。这方面做到了，实际上是为我们整个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重要保证。——陶行知非常重视师范教育本身的特点，而我们现在的各级师范院校，在体现“师范性”方面还显然不够。我们说，师范教育的“师范性”，也就是它比普通教育更适宜培养师资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像普通教育一样以一般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学生，而且还要比普通学校更重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同时要加强教育科学知识的教育，使学生获得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品质和能力。恰恰在这些点上，我们现在的师范教育，无论是高等师范还是中等师范，实际上还是混同于一般的大学或一般的中学，也就是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没有体现出自己的优点和特点。这种状况必须努力改变。——在陶行知丰富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中，我们起码也可从中吸取两点：一是陶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呼吁“师范下乡”，而我们现在的中等师范学校一般还是设在城市，在培养目标上考虑农村教育的实际需要还很不够。因此，中等师范教育必须改革，重点应转向基层，面向农村，以培养更多的乐意去农村，而又适应农村教育需要的农村教师。二是同陶先生对乡村教师的要求相比，我们现在对农村教师的要求是大大降低了。当然，时代变了，现在农村的文化状况也同半个多世纪以前不一样了，如果今天还仍把乡村教师看成“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和“乡村领袖”，显然已不适当，也没有必要再要求所有农村教师都有“农夫的身手”。但是，要求农村教师多学一点本领，诸如掌握农业知识和科学种田知识，还是必要的，陶先生所说的“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还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充分发挥农村教师在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的作用，是十分有利的。
——陶行知提出的“谁在那里教就教谁”的原则，特别适用于我们对民办教师的培养和训练。民办教师问题非同小可，我们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加以解决。我们认为必须下个大的决心，通过考试筛选，分批送进正规学校培养和提高等办法，把该转公办的转为公办，把该淘汰的予以淘汰，以较快地改变民办教师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教师的教学水平普遍提高了，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和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才有保障。
——陶行知非常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我们党现在也很重视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现在的问题是要研究和落实具体措施。我们可以采取进师范院校的办法，也可以从改革师范院校的招生办法做起。我们可否也规定一条，让师范院校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给予最高的待遇（比如工资可比其他同级学校同期毕业生高上一级）。这类问题我认为很值得研究。
我们可从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中吸收的东西还很多，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了。当然我们不是说，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就十全十美，完全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的师范教育改革。但是，如果我们轻视陶先生的这笔遗产，低估它的价值，那么对发展我们的师范教育事业将是一个重大损失，这倒是可以肯定的。
[1]原载《教育研究》，1984年第2期。
[2]陶行知：《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载《陶行知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3]陶行知：《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载《陶行知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68页。
[4]陶行知：《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载《陶行知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