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见、权威和传统这一系列的真正“本体论的”解释可以说是在“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范畴中被具体化，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标志着伽达默尔关于人文科学基础的反思所达到的顶峰。
这一范畴并不属于方法论和历史研究，而是属于对这种方法论的反思意识。它是历史意识范畴。以后我们将看到哈贝马斯的某些概念，如自由交往的规范观念，是与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处于同一层次。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分析效果历史意识范畴。一般说来，它可以刻画为受历史影响和受历史效果影响的意识，其意义是这种对我们的行为不能被客观化（对象化），因为效果正如历史现象一样乃属于行动的真正意义。在伽达默尔的《短篇著作集》中我们读道：
“以此我首先是指，我们不能使自己脱离历史进程。所以不能使我们与历史进程有距离，以致过去就对我们成为一个对象……我们总是处在历史之中……我是说，我们的意识是由真实的历史过程所决定；这样我们不能随意使自己与过去并列。而且我意指，我们总是必须对那种支配我们的行动重新意识，这样我们所经验到的任何过去东西都迫使我们完全掌握它并以某种方式假定它的真理。”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意识甚至在它醒悟之前就属于和依赖于影响它的东西的大量综合事实。这种进入醒悟之前的预先行动可以在哲学思想层次上用四个主题来表述，我认为这四个主题都集中在历史效果意识范畴中。
首先，这一概念必须与历史间距（historice）概念紧密相连并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伽达默尔在我们上述引语之前有详细说明的历史间距这一概念被构成研究的方法论条件。间距是一个事实；造成间距就是一种方法论态度。效果历史正是在历史间距条件下发生的东西。它是对久远东西的接近。因此伽达默尔所斗争的幻觉，即间距结束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并创造了一种可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比较的境遇，其根据是熟悉性的丧失也就是与偶然性决裂。为了反对这一幻觉，重要的是要恢复过去之“它者”的悖论。效果历史就是有距离的效果。
历史效果观念里所包含的第二个主题是：不存在任何使我们能在一瞥之下就把握效果整体的“概观”（overview）。在有限知识和绝对知识之间必须进行选择；效果历史概念属于有限的本体论。它起的作用正如海德格尔本体论里“被抛的筹划”和“境遇”所起的作用。历史存在就是永不进入自我认识的东西，如果有一种相应的黑格尔派概念，那它将不是知识（Wissen），而是实体（Substanz），如果有必要，黑格尔总是用实体概念来谈论达到辩证谈话的不可测的深奥。为了公正对待黑格尔，我们必须追溯《精神现象学》的路程，而不是向下直到绝对知识。
第三个主题多少修正了上述观点：如果没有概观，那么也就不存在绝对限制我们的境遇。只要有境遇，也就有可小可大的视域（horizon）。就像我们存在的视觉圈（风景就被组织在其近处）证实了宽和广，同样，历史理解也是如此。一个时候人们认为视域概念可以通过把它比作使自己处于他人观点中的方法论规则来说明：视域就是他人的视域。因此人们认为历史必须与科学的客观性相结合；忘却我们自己的观点而采用他人的观点，这不是客观性吗？然而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虚假的比拟更糟糕。因为被当做绝对客体的文本被剥夺了它关于某事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通过对事物本身的先行理解的观念才能保留。对历史事业真正意义的破坏最危险的莫过于这种客观间距，客观间距既支持观点的张力又支持传统要对存在物传承真实讲话的要求。
由于恢复观点的辩证法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张力，我们达到视域融合这一终极概念——我们的第四个主题。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是由拒绝两种观点而产生的：一种是客观主义，在忘却自身之上假定他人的客观性；一种是绝对知识，普遍历史可以在一个单一的视域内被表述。我们既不存在于封闭的视域中，又不存在于一个唯一的视域中。没有视域是封闭的，因为总有可能使自己置于他人观点和他种文化之中。主张他人是不可接近的，这将使人想起鲁宾逊·克鲁苏（RobinsonCrusoe）。但是也没有视域是唯一的，因为他人和自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超越的。伽达默尔在某个阶段上似乎接受了包容所有观点的单一视域的观念，有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一样。看来这是为了与尼采的激进的多元论进行斗争，这种多元论会导致不可交往性以及破坏对逻各斯哲学有本质意义的“关于事物的共同理解”的观念。在这方面，伽达默尔的说明类似于黑格尔的说明，他们都主张历史的领悟需要“关于事物的共同理解”，因而需要一种唯一的交往逻各斯；但是伽达默尔的立场只略微触及黑格尔的立场，因为他的海德格尔派的有限状态本体论阻止他把这唯一的视域转变成知识。“视域”这一词指出了对知识观念的最终否定，而其实正是在知识中视域融合才被把握。这种对比——由于这种对比，一种观点突出于另一种观点之上（Aufhebung）——标志了诠释学和任何黑格尔主义之间的鸿沟。
视域融合这一不可超越的概念赋予成见理论以其最突出的特征：成见是现在的视域、是近物在其向远物开放中的有限状态。这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给予成见概念以其最后的辩证作用：仅由于我使自己处于他人观点中，我才使自己与我现在的视域、我的成见发生冲突、只有在他人与自我、过去文本与读者的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成见才具有历史的作用和本质。
历史效果这一本体论概念的认识论含义是易于分辨的。它们涉及的是社会科学里的研究地位问题：这是伽达默尔想指明的东西。研究（F）——科学探究——并不脱离那些活着的并创造历史的人的历史意识。历史知识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这可推知，科学筹划要摆脱成见是不可能的。历史只是由于开始于质问它的传统而对过去提出富有意义的问题，追求富有意义的研究并获得富有意义的结果。对意义（Bedeutung）一词的强调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作为科学的历史在研究的开端和结尾都从它所保留的与已接受和承认的传统的联系中获得它的意义。传统的行动与历史的研究被一条纽带联结在一起，批判意识除非使研究本身成为无意义，否则决不能消除这种联系。历史学家的历史（Historie）只能使历史（Geschichte）中的生命之流处于更高的意识层次：“现代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传统的传递。”人与过去的联系先于并包含对历史事实的纯客观处理。问题仍然可看出，哈贝马斯使之与传统概念相对立的无限制和无强迫的交往理想是否脱离伽达默尔反对历史完全知识以及历史作为自在客体的可能性的论证。
不管这种论证对意识形态批判有什么结果，诠释学归根到底是要求成为一种批判的批判或元批判（meta-critique）。
为什么是元批判呢？这一术语的含义就是伽达默尔在《短篇著作集》里所说的，“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我看到三种解释普遍性这一概念的方式。首先，它可以解释为诠释学具有与科学相同范围的要求。因为普遍性首先是科学的要求，它涉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权力。诠释学声称它包括了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这就使科学研究建立在那种先于并包括科学知识和权力的世界经验之中。所以普遍性要求被提出的基础与对科学知识及其权力的可能性条件进行批判的基础是相同的。因此最初的普遍性来自诠释学任务本身：“将客观的技术世界（科学使之任我们支配和处置）与我们存在的基本秩序（这些秩序既不是任意的也不受我们所控制，而是只要求我们注意）重新加以联系。”去掉科学使之任我们支配的处置权：这就是一项批判的任务。
但是人们可能说，这种普遍性仍是派生的。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诠释学具有一种可以只从普遍意义的某种特许经验开始而能悖理达到的特殊普遍性。由于害怕变成一种方法论，诠释学只能够从非常具体的领域，即从总是要被“非局部化的”局部诠释学中提出它的普遍性要求。在非局部化的过程中，诠释学可能碰到来自它所开始的经验的真正本性的抵抗。因为这是卓越的异化——疏异化——的经验，不论它是处于审美的、历史的，还是语言的意识之中。反对方法论的间距化的斗争使诠释学转变为批判的批判；它必须再次把西西弗斯的巨石推起，恢复已被方法论侵蚀的本体论基础。但是同时，批判的批判又假定一种会在“批判”的眼光看来似乎是可疑的论题：即“一致同意”（sus）已经存在，它奠定了审美的、历史的和语言的关系的可能性。对于曾经把诠释学定义为克服误解（Missverstaendnis）的技术的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作如下驳斥：“事实上，难道不是每一种误解都预先假定一种‘根本的相互一致’吗？”
这种根本的相互一致（trageaendnis）观念是绝对基础性的；认为误解是由先天理解所支持这一断言乃是先卓越的元批判主题。另外，它还导致伽达默尔著作中可以被找到的第三个普遍性概念。允许诠释学非局部化的普遍元素是语言本身。支持我们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在对话中所达到的理解——不是松弛的面对面的境遇，而是最极端形式的问答关系。这里我们越过基本的诠释学现象：“没有任何断言可能不被理解为对问题的回答，断言只可能以这种方式被理解。”所以每一种诠释学都结束于语言性（Sprachlichkeit）或“语言向度”，虽然“语言”一词不能解释为语言体系（langues），而是解释为所说事物的集合，最有意义的告知的总合，这种告知不只是由日常语言而是由所有造成我们所是的卓越语言（langages）所传达的。
我们将考察哈贝马斯的批判，探问“我们所属的对话”是否确实是允许诠释学成为非局部化的普遍元素，或者相反，它构成一种相当特殊的经验，既包括对于人类交往行为真实条件的盲目性，也保持无限制和无强迫的交往行为的希望。
2。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
现在我们将要考察论战的第二位主角。为了清楚起见，我将把这场论战比作一场单一的决斗。我将在四个相继的标题下讨论作为与传统诠释学不同的另一种选择的意识形态批判。
（1）当伽达默尔从哲学浪漫主义借用“成见”（prejudice）概念，并用海德格尔前理解概念来重新解释它时，哈贝马斯却提出旨趣（i）概念，这概念来自于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阿佩尔等）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2）当伽达默尔呼吁与当代重新解释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人文科学时，哈贝马斯却诉诸批判社会科学，矛头指向制度的非人化（reifis）。
（3）当伽达默尔引入误解作为理解的内在障碍时，哈贝马斯却提出意识形态理论，并把它解释为通过隐藏的力量作用而对交往行为的系统歪曲。
（4）最后，当伽达默尔把诠释学任务建基于“我们所属的对话”的本体论上时，哈贝马斯却召唤无限制和无强迫的交往的调整理想，这种交往并不是先行于我们而是从未来点指导我们。
为了清晰起见，我以这种概括的选择形式来表现这两种观点。如果这两种明显对立的立场没有交叉地带——我认为这种交叉地带应成为新阶段诠释学（这种诠释学我将在第二部分概述）的出发点——那么争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首先让我们讨论他们的分歧。
（1）旨趣概念使我们要稍微谈及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关系大致相当于伽达默尔与哲学浪漫主义的关系。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全独特的类型，它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它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在1968年出版的《知识和人类旨趣》一书中，马克思主义被放入知识考古学之内，这种考古学不像福柯的考古学，它并不旨在孤立那种既不能被主体构造又不能被主体操纵的不连续结构；相反，它的目的是追溯由于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兴起而淹没了的单一问题的连续历史，反思的历史。这本书力图重构“现代实证主义的前史”以及批判功能消解的历史，其目的可称之为辩护性的，即“恢复被忘却的反思经验”。处在反思成就和失败的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只能表现为一种很不明确的现象。一方面，它是批判反思历史的部分；另一方面，它处于由康德开始、后经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这条线的一端。我没有时间去描述哈贝马斯如何在康德的主体、黑格尔的意识和费希特的自我，以及在生产活动中随着人与自然的综合而告终的相继阶段中看待这一系列激进的反思任务。这种从批判问题表述马克思主义系统的方法本身是很有启示的。把马克思主义设想为是对客观性和客体的可能性条件问题的新颖解答，说“在唯物主义里劳动具有综合作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属于真正的“批判的”读物（在“批判”此词的康德派和后康德派的意义上）。因此哈贝马斯说政治经济批判在马克思著作中具有如逻辑在唯心主义中的同样的作用。
因此处于批判反思历史内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以双重面貌出现，既作为元批判的最先进的立场，因为人这个生产者取代了先验主体和黑格尔的精神的位置；又作为忘却反思和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前进的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对人这种生产者的捍卫导致以所有其他事物为代价的一种行动范畴的实体化，即工具主义行动。
为了理解这种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批判，我们必须引进旨趣这一概念，这里我在转向《知识和人类旨趣》一书前将首先讨论1965年的论文，这篇论文作为附录收入该书之中。
旨趣要领与理论主体想使自己处于欲望领域之外的一切意图相对立，这种意图是哈贝马斯在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著作中所看到的；批判哲学的任务正是揭露旨趣是知识事业的基础。很显然，不管旨趣概念可能与伽达默尔的成见和传统概念如何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一种家庭相似，这点我们将在以后解释。目前它将使我们引进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概念在一种类似于弗洛伊德概念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有助于在合理化指导下掩盖旨趣的一种所谓无旨趣（无动于衷）的知识。
为了评价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有几种旨趣，或更恰当地说，存在一种旨趣的复数域。哈贝马斯区分了三种基本旨趣，其中每一种支配一个研究领域，因而支配一组科学。
首先，存在有技术的或工具主义的旨趣，它支配“经验分析科学”，它支配这种科学是这种意义，即可能的经验陈述的意义在于它们的技术的可使用性（exploitability）；经验科学的有意义事实是在工具主义行动的行为系统中由我们经验的一种先天组织所构成。与杜威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相联系的这一论题对于理解哈贝马斯（跟随马尔库塞）认作为现代意识形态，即科学和技术本身的东西的功能来说是决定性的。意识形态的临近可能性来自于经验知识和技术旨趣之间的这种关联，哈贝马斯把这种旨趣更精确地定义为“在技术控制客观化过程中的认识旨趣”。
但是，存在有第二种旨趣领域，这种旨趣不再是技术的，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的。在其他著作中，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与工具主义行为加以对立；这是同一的区分：实践领域是主体间进行交往的领域。他把这一领域与“历史诠释学科学”的领域相联系。在这一领域中所产生的命题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可能预见和技术可使用性，而是来自于理解意义。这种理解的产生是由于对日常语言中所交流的信息的解释，通过对传统所传递的文本的解释，凭借使社会作用制度化的规范内在化（iion）。显然，这里我们更接近伽达默尔而不是马克思。接近伽达默尔，是因为在交往行为层次上，解释者的理解从属于前理解条件，而前理解条件反过来又是在被具体化于捕捉任何新现象的传统意义基础上被构成的。甚至哈贝马斯所强调的诠释学科学的实践方面对于伽达默尔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伽达默尔曾把对有距离的和过去的东西的解释与此时此地的“应用”（Anwendung）联系起来。接近伽达默尔，我们也就远离马克思。因为两种层次旨趣即技术旨趣和实践旨趣的区别，两种层次行为即工具主义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区别，以及两种层次的科学即经验分析科学和历史诠释学科学的区别，为内在地批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