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
任何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必然始于考察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实际上，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说，我们不选择从这里开始。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就从同样主要而真实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命题出发，这在很多方面看来或许会更好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命题必然相互否定或者相互冲突。但是，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由于含有比喻的因素，暗示着固定而明确的空间关系，因此，若转化为其他命题，至少是在某些方面过于专门化了，有时令人难以接受。而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
当我们试着分析这个命题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牵涉其中的关系的这个术语即“决定”（determines）在语言和理论上极其复杂。决定性乃至决定论的术语是从唯心主义尤其是神学对世界与人的解释中沿袭下来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颠覆与否定许多公认的命题时，运用了在英语中翻译为“决定”的这个词（常用但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应德语词是bestimmen），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的意识形态坚持外在于人的力量的权力，或者是以世俗的形式坚持抽象的决定意识，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明确地否定这一点，他把决定的起源置于人的活动中。不过，这个术语有着具体发展的历史和连续性，它提醒我们，在通常的用法中，“决定”这个词有着极不相同的可能意义和暗示，这在大多数主要的欧洲语言中都是如此。一方面，从其神学传统来说，外因的观念完全预见、预示、控制着后来的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从社会实践经验来看，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也是存在的。[2]
显而易见，无论是根据某种外在力量或是根据具体发展的内在规律来限制和施加压力的过程，都与为现在的外部力量所代表、预示和控制的其他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别。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许多实例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常常或明确或含蓄地运用的标志、预示、控制的观念，可说是一种次生的观念。
一、上层建筑：限制与修正
在这个命题中，我们首先必须考察的是关系这个术语，但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涉及这些相关的术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层建筑”（überbau）。在马克思之后的一般用法中，“上层建筑”主要意指某种单一的“领域”，可以把所有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都置于该领域内。但是，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在恩格斯后来的通信中、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地方，他们都对上层建筑活动的被决定特征进行了限制。第一种限制与时间的延迟、与各种复杂情况、与间接的或相对疏远的各种关系有关。过去，最简单的上层建筑概念是在上层建筑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基础的现实进行反映、模仿或再现，这种概念至今也绝对没有完全被抛弃。关于反映或再现过程的实证主义的观念直接支持这种概念。但是，由于在许多现实的文化活动中，人们无法发现这种关系，或者说在研究物质或实践活动中难以发现这种关系，因此，人们引入了时间的延迟，即著名的滞后概念；引入了各种技巧性的复杂概念；引入了间接性——在这种间接性中，文化领域内的有些活动（如哲学）都被置于更加远离第一性的经济活动的地方。这是上层建筑概念的限制的第一个层面：实际上是一种操作性的限制。第二个层面与此相关但更加重要，其中更侧重关系过程本身。这是一种引出了“中介”（mediation）的现代概念的反思。“中介”的概念与简单的反映或再现的概念有所不同——它确定不同于反映或再现的概念而更具能动性。20世纪后期出现了“同构”（homologousstructure）的概念，其中，上层建筑与基础现实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或明显的相似性，当然也不存在反映或再现之类的东西，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结构的同源或对应关系。这不是与“中介”不同的概念，而是同一类型的修正，它并不假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也不简单地从运作的角度设定这种关系受滞后、复杂情况和间接性的支配，而就其本质而言，它根本不是直接的再现。
虽然这些限制和修正是极其重要的，但在我看来，大家都接受了的“基础”（Basis，Grundlage）的概念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文化过程的本质，基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有待考察的概念。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的许多用法中，作为一个语言习惯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基础”是一个对象，或者更精确地说，人们常常以划一、静态的方式考察“基础”。“基础”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基础”是对应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我们提出并一再重复这类命题，但在用法上极不相同于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强调，生产活动在特殊的结构关系中构成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因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并阐明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但在实践中它绝不是划一的或静态的。生产关系与相伴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确实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因此，这些力量存在着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可能性。另外，当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来考察这些力量时，比起我们从“基础”这个成熟的形而上学概念中可能认识到的东西来，这些力量作为具体的活动和现实的人的关系，指的是更加能动、更加复杂、更加矛盾的事物。
二、基础和生产力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当我们讨论“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大多数想要使一般的命题变得更加合情合理的人都专注于完善上层建筑这个概念。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抛弃被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抛弃被反映、复制、决定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隐匿在常见的定义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基础”已包含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工业，在20世纪的发展中更是如此。对重工业的强调一直起着某种文化的作用。这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再次考察“生产力”的一般概念。显然，我们要在基础上考察的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必须作出某些非常关键的区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是在特殊而专门的意义上来考察对应于那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劳动”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极其艰深费解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劳动者，这就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促成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一旦涉及钢琴演奏者时，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演奏，他都不是生产劳动者。因此，钢琴制造者是基础，而钢琴演奏者则属于上层建筑。作为考察文化活动、考察有关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一条死胡同。但是，对于任何理论阐述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在那里分析的是特殊种类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他这种分析模式中，他不得不赋予“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的概念以专门化的意义，即以商品生产的面目出现的主要的物质劳动。但是，限制了在某种文化语境中甚至是极其危险地限制了“生产力”这个核心概念，只要稍加提示我们就能明白，根据这个概念，工人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自己，所谓他自己指的是他本身就是那种劳动，或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强调人创造了自身及其历史。今天，当我们讨论基础和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关键问题是，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第一生产力，还是指的是社会和人本身的主要生产，即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前一种做法在这个命题的蜕化形式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握了广义的生产力，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法考察整个基础问题，我们就不会想到要把某些极其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当作上层建筑性的因而是次要的东西加以抛弃；广义地来说，那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基础性的。
三、总体性的用途
但是，由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一般命题带来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一种替代性的重要发展，即对社会“总体性”的强调，这主要是跟卢卡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对立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有层次的概念。实践的总体性这个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概念相吻合，然而它并不必然根据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解释这个过程。如今，总体性这个词已经变得众所周知，比起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它确实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它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局限。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使它的本质内容失去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由许多构成具体的社会总体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如果我们承认每种实践，而后只是补充说各种社会实践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结合，那么我们一方面是在更明显地讨论现实；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存在着任何决定性过程的主张。我个人很不情愿这样做。对于文化理论中的总体性的概念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总体性的概念是否包含着意图的概念。
如果总体性是具体的，如果总体性只是对各种混杂而同时出现的实践的认识，那它必然失去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意图的概念重新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重点。因为，虽然任何社会都是这些实践构成的复杂总体，但任何社会同样具有特殊的组织和特殊的结构，这些组织和结构的原则直接与某些社会意图相联系，我们通过这些意图解释社会，在我们的所有经验中，这些意图始终是特定阶级的准则。粗糙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是，人们过于容易接受表面上不那么粗糙的模式，如总体性的模式或复杂总体模式，但这些模式排除了社会意图的真相、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抛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我很难把艺术和思想的过程视为人们常用公式中的上层建筑。但是，在社会和政治的许多领域内——某些权威理论、某些法律、某些机构，这一切在马克思原来的系统阐述中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各类社会机器中，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和建构这个决定性的领域中，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因素，那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现实。常常有人宣称这些法律、法规、理论、意识形态是自然而然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明白，它们表现并认可了特定阶级的统治。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士除了进行经济斗争之外还必须与这些机构和观念进行斗争，他们认为，这些机构及其意识形态都具有那种依赖性的和权威性的关系，如果意识不到这点，如果不否定和废除它们对普遍有效性或合法性的要求，人们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阶级特征。修正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困难与他们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某类描述文化过程的总体性的意义。我想，只有当我们把它与另一个关键的马克思主义概念“霸权”结合起来之后，我们才能恰当地运用总体性的概念。
四、霸权的复杂性
葛兰西极力强调霸权并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概念，我认为他的理解深度是罕见的，这正是他的巨大贡献。因为霸权设定了某种真正总体性的东西，它不是（如脆弱的意识形态观念那样）次要的或上层建筑性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深处，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诚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构成了在它的影响下的大多数人的常识的内容和局限，因此，它比源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任何概念都更明显地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只是一系列抽象的、强制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观念、假设和习惯只是特殊操纵的结果；一种应该被抛弃和终结的公开培训的结果，那么社会就应该比在过去和现在更容易发生运动和变化。霸权这个概念深深地渗透进社会意识当中，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才是根本性的。霸权优于一般的总体性概念，因为它同时强调了统治的事实。
但有些时候，我也听到人们讨论霸权，可我觉得作为一个概念，霸权也正在被扯回到一般用法的“上层建筑”所陷入的那种相对简单、划一和静态的观念中去。我认为，如果想要讨论现实的社会形式，我们就必须对霸权作出极其复杂的解释。首先，我们作出的解释必须充分考虑到霸权当中真实而频繁的变化因素。我们必须强调，霸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本身的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和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结构也可能不断地受到挑战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简单地谈论“这种霸权”、“一种霸权”的原因，我情愿提出另外一种模式，它能充分考虑这种变化的矛盾及其一系列的替代形式和变化过程。
在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有一种是非常明显的，它更在行的是人们可称之为时期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们必须称之为历史问题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更擅长于区分不同的社会时期（如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时期）的重大特征，而不是区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和这些阶段的不同时刻：比起引人注目的、关注主要轮廓和特征的时期分析来，真正的历史过程更加需要精细入微的分析。
我一直试图应用的就是这个理论模式。我首先想要说的是，在任何社会里，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都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导体系。这并不暗示着对这个体系的价值的假定。我只是说，它是主要的体系。确实我可以称之为一个共同的体系，但这有可能引起混淆，因为葛兰西也用了“共同的”这个词来指称与霸权的普遍的和主导的因素相对立的从属部分。无论如何，我想到的是主要的、实际的、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意义和价值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有序的并为人们身体力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在纯粹舆论或纯粹操纵的层面上来理解霸权的原因。它是一整套的实践和期望；是我们的力量分配，是我们对人及其世界的本质的一般理解。它是一系列的意义和价值，当人们把这些意义和价值当作实践来体验时，它们就是相互证明的。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构成了一种现实感，由于在他们大部分的生活领域内大多数社会成员都非常难以超越他们体验到的现实，所以它又构成了一种绝对感。但是，除了在抽象分析中，这绝不是一个静态的体系。相反，如果我们理解了它所依赖的真实社会过程，我指的是合并过程，那我们就能理解实际的主导文化。合并模式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一般来说，教育机构是传播实际的主流文化的主要部门，如今，这也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它处于同一环节中。另外，在哲学的层面上，在真正的理论层面上，在各种实践的历史层面上，都存在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的过程，在实际的主流文化领域内，它总是被当作“传统”、“有意义的过去”而为人们所忽视。但是，选择始终是关键所在；选择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内选择某些意义和实践并加以强调，否定和排除另外一些意义和实践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是重新阐释并削弱这些意义和实践的某些成分，或者把它们表达为支持或至少是与实际的主流文化内的其他因素不相矛盾的形式。教育过程；在家庭之类的机构中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培训；工作的实际规定和组织；在知识和理论层面上的选择性传统：所有这些力量都包含在不断创造和再创造实际的主流文化的活动中，由于它们为我们所体验并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生活现实也是依赖于它们的。要是我们从中认识到的只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要是它只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的可孤立的意义和实践；要是统治阶级把它们强制加于他人的头上，使之占据了我们的心灵的最主要部分，那它就将是更加容易被推翻，人们无疑会对此感到高兴。
这个过程不仅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以选择、组织和阐释我们的经验，而且，它始终是能动的，处于不断的调整状态中；它不只是过去，不只是我们可以轻易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干壳，它比强加的抽象意识形态更加实在和灵活，在复杂的社会里，情况只能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替代性的意义和价值、替代性的观点和态度、替代性的世界意义，但这些替代性的东西只能包容在实际的主流文化中。在我们的上层建筑概念中，甚至是在某些霸权概念中，这一点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忽视开辟了退向中立的复杂性的道路。例如，政治实践中就存在着现实对立面的合并模式，人们感觉到并努力解决对立面。不管这些对立面的内在矛盾或内在变化有多大，它们在实践中总是无法逃脱实际的主导定义的限制，根据这个事实人们就可以认识它们在合并中的存在。议会政治实践就是如此，虽然它确实存在内在的对立。在任何社会里，所有实践和争论都是如此，虽然这些实践和争论绝不可能还原为意识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不管存在多大的内部争议和变化，它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主要的共同定义的限制，那么，它们就可以根据我的意思当作共同的东西来加以分析。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必须再次仔细考虑那种非共同性的源泉；那些并不是实际的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实践、经验、意义和价值的源泉。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对此加以说明。显然，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流文化的替代物，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流文化的真正对立。这些替代形式和对立形式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现实环境中频繁的历史变化形式。在某些社会里，人们有可能发现真实的替代形式不受干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果想要它们发挥效用，它们当然必须是共同组织的组成部分。）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它的清晰表达、它的公开性程度等都依赖于明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根据实际的主流文化来看，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替代性和对立性形式隶属于历史的变化形式，具有自己的源泉，作为主流文化的真实反映，这些源泉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