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力化的话语与反权力化的话语
正如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思想在被他的追随者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已经转化为一种权力化的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柯尔施早已注意到这种把马克思思想权力化的倾向，并发出了警告。[12]但这种警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事实上，一旦人们把马克思思想意识形态化或权力化，并把它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马克思思想本身也就从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转化为被批判的意识。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被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众所周知，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化的知识和话语的抵制最烈。他指出：
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你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就必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是现象学家，或是结构主义者。可我不是这些学派的信徒。……1968年以后，第一个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新的关心个人兴趣的政治文化倾向开始产生。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著作在1968年以前除了在很小的圈子以外，几乎毫无反响。[13]
在这里，福柯以1968年划界，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他的老师的学说，而是试图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超出已被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这样的话语系统的批评也见于其他的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就说过：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我在此强调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所有的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所有的一切甚至在那时就已经不容置疑地是“可见的”了。因此，使我们今晚聚集在一起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14]
德里达在这里说的早已解体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化的、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他真正关心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的恢复，而“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所要解答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后现代理论家拒斥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形态化或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他们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反权力话语的见解取漠视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述出来的权力理论至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15]这段重要的论述从根本上消除了笼罩在政治权力上的灵光圈，把它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从而为关于政治权力问题的任何讨论澄明了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告诉我们：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16]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的研究结论启示我们：统治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上的领导权决定着其相应的精神生产上的领导权。这一点决定了：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精神生产总是在无所不在的宏观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换言之，占支配地位或主流地位的话语本质上就是权力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现实的诠释学乃是权力诠释学。[17]毋庸讳言，马克思关于权力问题的批判性观点对当代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尼采的“权力意志”的理论，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无论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构想，还是马尔库塞关于“大拒绝”的呼吁，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马克思对权力之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被尼采对权力和统治形式之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18]当然，后现代理论家仍然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马克思对宏观政治权力的倚重。利奥塔并不否认，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然而，他写道：
今天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庇护之下“十月革命”只是成功地再次打开了同一个伤口。问题的确定和诊断可以变化，但在这一重写中同一疾病又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努力清除异化，但人的异化几乎以毫无变化的形式被重复了。[19]
显然，在利奥塔看来，仅仅从宏观上改变权力的形式和构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宏观权力造成的异化。众所周知，福柯对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同样抱着一种疑虑的态度。事实上，他更关注的是在生活中到处显现出来的、多元的、微观政治权力。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
为替代马克思主义有关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他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概念，因为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20]
按照福柯的理解，微观政治权力起着比宏观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无疑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微观权力的理论，是一种极富创发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然而，只要人们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宏观权力理论的话，就会发现，单纯的微观权力的批判，与单纯的宏观权力批判一样是有自己的限度的。这里会出现循环论证，即宏观权力的有效的改变有赖于微观权力的改变；反之，微观权力的彻底改变也有赖于宏观权力的改变。因此，对于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批判理论采取简单的态度是不行的，应当在两种权力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微观权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确定性的偶像化与对偶像化的确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上，马克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然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马克思视为确定性的内容在他的追随者那里被简单地、无条件地夸大了，甚至可以说，确定性已经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某些确定性的结论的消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直到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才引起他们的巨大的兴趣。
就马克思学说的前一个方面而言，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确定被偶像化为所谓“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为此而写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21]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基础性的、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22]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强调地产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的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决定罗马共和国演化的唯一的因素。同样地，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的做法的强烈的抗议却在以后越演越烈的曲解活动中被淹没了。
后现代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正是马克思对传统中的、已经被统治阶级偶像化了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消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充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作用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的确定性的消解。他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3]
马克思甚至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锻造了最后埋葬自己的武器——无产阶级。总之，资产阶级以一种变动不居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确定不移的东西，同时也为否定关于自己的确定性神话奠定了基础。加拿大哲学家泰勒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大约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该断言是指，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24]
泰勒在这里强调的、由人的行为方式引起的不确定性，在吉登斯那里则表现为“人造的不确定性”（maainty）。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人造的不确定性”几乎无处不在：
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25]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面对着全球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个人拥有特权也无法幸免。后现代理论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同，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共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认为，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26]无疑地，在后现代理论家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中，马克思的某些反确定性的话语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后现代理论家从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马克思思想做出了修正和选择。诠释学启示我们，任何历史的文本，在被以后的世代不断地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其意义总是开放的。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沉湎于“回到马克思”的幻梦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纯粹的、不受任何认识“污染”的马克思那里去，而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回应当今世界中引发我们兴趣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事实上，我们对马克思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也正从属于这一根本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