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过什么什么或者其他的啦啦啦，
把他再次吹向我，
而我的小宝贝们，我漂亮的小宝贝们，睡在……
我曾经以为她是因为开心才唱歌，但实际上她肯定是因为要哄我们睡觉才唱的。有时我没睡，但会假装睡了。然后我会偷偷地从枕头上抬起头，透过墙上的一个小孔向外窥视。我喜欢在父母没有察觉的时候偷看他们。“我会留心照看的。”我的母亲会说，她指的是煮鸡蛋或者烤饼干，或者甚至可能是我们，她的孩子们。所以，仅仅是被照看着也有一种保护作用，于是我也一直照看着我的父母。这会让他们安全。
我的哥哥折腾个不停。他有各种项目，他想全力投入，他要锯东西、锤东西。他想喝杯水，然后又想知道现在是几点，到第二天早上还有多久。我母亲一定是因为轻微的绝望而唱起了歌，她想争取一小部分傍晚的时间留给自己。如果她成功了，她就会坐在桌前，点亮煤油灯，和我父亲玩克里比奇纸牌。
有些傍晚父亲不在。他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黄昏时分才回来，有时候他还会出差好几个星期去采购。那么就只剩母亲一个人。她会在傍晚读读书，而外面的猫头鹰在鸣叫，潜鸟在哀嚎。或者她会给她远方的父母和姐妹写信，描述天气和一周发生的事情，但从不提及她的感受。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在我长大成人离家之后，也曾收到过她写来的同样的信。
或者她会写日记。她为什么要费事写这些日记呢？她和她妹妹一起结婚的前夜，她们把自己写过的日记都付之一炬，这是她一生都在坚持的习惯。为什么把字句写下来，只是为了之后销毁吗？也许她把日记保留到了圣诞节，这样她就能把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写进圣诞祝福里。然后，在新年到来时，她可以把旧的一年抹掉，重新开始。她也烧信。
我从没问过她这样做的原因。她只会回答：“减少杂乱。”这确实是部分事实——照她的说法，她喜欢搞清算——但并不是全部。
我还记得她写东西时后脑勺的样子，柔和的灯光勾勒出她的剪影；我还记得她的头发，她肩膀倾斜的角度。但不记得她的脸。
不过，她的腿——我却有着清晰的印象，她会穿上灰色法兰绒休闲裤，但只在一天中的某个时段穿：临近傍晚，日头渐落，太阳从林间投来黄色的光柱，闪烁在水面上。在那个时间，我们会沿着俯瞰湖水的小山坡走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个不一般的东西。那是个小小的水泥基座，被涂成了红色。它只是个界标，但在当时似乎充满了非人类的力量，像一个祭坛。
我们就是在这里等待父亲从实验室回来。我们会坐在暖和的岩石上，那里有一片驯鹿苔，天气干燥时很脆，雨后则很柔软，我们会聆听汽艇的声音——为此我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我还会靠在母亲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的双腿上，也靠在她的皮靴上。很可能我对她靴子上复杂的褶皱和鞋带的记忆比对她的脸的记忆还要深，因为这双靴子没变过。在某个时刻，它们就不见了——它们一定是被扔掉了——但在那个时刻来临前，它们一直保持着原样。
这种仪式——沿着山坡行走，神秘的红色基座，等待，依靠，保持绝对安静——所有这些肯定就是我们的父亲出现的原因，他身披夕阳的身影随着船靠近码头而变得越来越大。
偶尔，实验室的几个男孩会和我父亲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大多数情况下，晚餐的主菜是鱼。其他仅有的选择是火腿或者咸牛肉，或者培根，或者——如果我们幸运的话——用鸡蛋和奶酪做的菜。当时是战争时期，任何肉类都是配给的，但鱼是很容易获得的。我的母亲——在她还掌握着家务大权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家里有客人来吃饭，她就拿着鱼竿到码头上甩个一两竿。只需要费这点工夫就行。她可以在半小时内钓到足够的小梭鱼当作晚餐。
“然后我就猛打它们的头，”我的母亲这样告诉她后来交的朋友——那些城里的朋友，“梆地一下！然后我们把内脏扔进湖里，这样熊就闻不到了。”她会带点炫耀，就一点点；那些朋友觉得她带着两个小孩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简直是疯了。但她们并不会说疯了，她们会说勇敢。然后她就会笑。“哈，勇敢！”她会这样说，意思是这并不需要勇敢，因为她并不害怕。
也许卡姆和雷来吃饭了，吃了鱼。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他们两人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出自一本我从没读过的小说。我对他们没有实际的印象，但我在十二三岁时爱上了他们的照片。卡姆和雷比电影明星好看得多，因为他们更真实，或者他们的照片更真实。他们也更性感，虽然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那么富有冒险精神和有趣，两个人都是。
那些照片现在就在楼上，我家的楼上。母亲完全失明之后，它们和相册里的其他照片就都被我拿走保存了。
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不过较早的照片有点发黄了；它们跨越了从1909年我母亲出生时起到1955年她似乎完全放弃整理相片为止之间的很多年。不过在这些年之间，她是一丝不苟的。虽然她焚烧信件，毁坏日记，想办法掩盖人生的轨迹，但她肯定仍然希望能有某种见证——证明她步履轻盈地走过了她的时代。或者她想留下一些线索，沿途散落在这里和那里，让想要找到她的人有迹可循。
每张照片下面都有我母亲娟秀的笔迹，用黑色墨水写在灰色纸页上：名字、地点、日期。封面的照片上是我的外祖父母，他们穿着周日弥撒时才穿的最好的衣服，骄傲地站在他们新斯科舍省的白色房子外面，和他们的第一辆车——一辆福特——合影。然后是几位年迈的曾外祖母的照片，她们穿着印花布连衣裙。阳光投下的阴影加深了她们的眼窝和皱纹，还让她们的鼻子下面长出了小胡子。母亲初次亮相时是个被缎带包围的小婴儿，然后变成了一个穿着蕾丝领裙子、戴着发圈的小女孩，然后变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假小子。她的妹妹们和弟弟们这时也都出现了，并且一个个都长大了。我的外祖父多出了一身军医的制服。
“1919年你得流感了吗？”我对着母亲的耳朵问道。
短暂停顿。“得了。”
“你母亲得了吗？你的妹妹们呢？你的弟弟们呢？你父亲得了吗？”似乎他们都得了。
“那谁来照顾你们？”
又一个短暂停顿。“父亲。”
“他一定很擅长照顾人。”我说。因为他们都没死，没死在当时。
她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我想是吧。”
她反抗她的父亲，但又爱他。他是个固执的人，她常说。他有顽强的意志。有一次，她曾经告诉我，她和他太像了。
现在我的母亲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正和一群女孩一起在海滩上嬉笑，她们穿着长裤和条纹上衣，手臂搭在彼此的肩头。“甜蜜十六岁”，海边的这群女孩这样说。我母亲在中间。照片下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杰茜，海伦妮，“我”，凯蒂，多萝西。然后是一张类似的照片，这次是冬天，女孩们围着围巾，穿着夹克，我母亲还戴着防寒耳罩：乔伊丝，“我”，凯，“对抗风暴”。她整理照片的早些年里总是自称“我”，并给这个字打上双引号，仿佛她在援引某些书面的观点来证明她就是她。
她的另一副样子：这次她正在抓着一匹马的鞍带，和它鼻子贴鼻子。照片下写着：迪克和“我”。她现在很爱听跟马有关的故事，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讲。两匹马的名字分别是迪克和内尔。内尔很容易受惊，还不服管教，带着母亲狂奔，她从马鞍上滑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拖死，那样我就不会出生了。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她抓稳了——死也不松手，正如她常说的。
“你还记得迪克吗？”
“记得。”
“你还记得内尔吗？”
“内尔？”
“她带着你狂奔。你抓住她死也不松手，记得吗？”
这时她笑了。在那儿——在那条把她和我们隔开的漫长而黑暗的隧道尽头——她又开始了狂野的奔跑，跑过草地，穿过苹果花盛放的果园，拼命抓牢缰绳和鞍座，她的心因为巨大的喜悦而狂跳奔突。她能闻到苹果花的香味吗，在她当时的处境？她狂奔时是否能感觉到空气吹向脸庞？
“永远别忘了关上牲口棚的门，”她的父亲告诉她，“如果马受惊了，它会直接跑回家，往牲口棚里跑，它跑进门时，你可能会撞到门框上。”所以你看，她当心了，她没有忘记关门，因为内尔在牲口棚前突然停住，颤抖着，浑身冒着汗，嘴角泛着白沫，翻着白眼。我妈妈放松了自己，松开了缰绳，下了马。她们都冷静下来。美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