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喜欢美好的结局。在她人生的早期——以及我人生的早期——没有这种结局的故事都会被她尽快束之高阁。我尽量不去重复任何悲伤的故事。但是有些故事没有结局，或者她没有告诉我结局，我去看她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脑子里随时可以调取的看不见的故事储备中遇到这类故事，我的好奇心会占上风，我缠着她，因为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就是不说。她不告诉我。
她爱的人——那些和她年纪相仿的人——很多已经去世了。大部分都死了，几乎没有人还在。她希望得知每个人去世的消息，但是之后她就再也不会提起那些人。她把他们安全地放置在她脑海中的某处，以她喜欢的形式。她让他们回到了他们所属的时间层。
* * *
她又出现了，穿着冬装——戴着一顶钟形帽，穿一件外翻皮草领子的大衣，风格很新潮：“我”，在吃一个甜甜圈。这张照片一定是母亲上大学那几年，被某位女性朋友拍下的。那些年是她挣来的，她为之努力工作，努力攒钱。当时正是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所以肯定很不容易。她选择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大学，这样她就不会被她父亲监管和限制，反正她父亲一直觉得她根本没必要进入更高等的学府。然后她一直很想家。但这并没妨碍她参加速滑训练。
照片有几年的间隔，然后她结婚了。参加婚礼的人们在白色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列队站好拍照，房子上装饰着她们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亲手制作的花环。那个小妹全程都在哭。二妹也是婚礼的主角，因为她也在同一天结婚。留着两侧极短的背头发型的我父亲双脚分开，双臂抱在胸前站着，显得若有所思。姨妈、叔叔、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簇拥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很冷静。那是1935年。
到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在照片说明里已经不再自称“我”，而是用她姓名的缩写替代——她婚后的新姓名的缩写。不然她就根本不写自己的名字了。
接着是她婚后的部分。一些关键的事件被遗漏了。蜜月是一次惊险刺激的独木舟之旅——母亲之前从未接触过这种水上交通工具，但很快就游刃有余；然而却没有留下照片。不久后我襁褓中的哥哥也露面了，然后是他们三个一起到林子里去了。他们住帐篷，而父亲在业余时间给他们搭起了一座小木屋。母亲用篝火做饭，在湖水里洗衣服，闲暇时她练习射箭——这是一张她在射箭的照片——或者伸手给灰鸦喂食，或者纵身跃入冰冷的湖水，让镜头在底片上留下一片模糊的斑点。
我出生时，小木屋已经建好。它是板条搭建的，共有三间卧室，一间父母住，一小间我和哥哥住——我们有木料做的双层床——还有一间客房。我脑中仍然留存的关于那间小木屋的印象都是地板，我肯定在那里花的时间最多：不是坐在地板上面，就是离它不远。我还记住了一种声音：红松林里的风声，远处摩托艇靠近的声音。此外，大门是用一块金属做的，我母亲会用一根长钉子敲击大门，通知我们饭已上桌。只要我想，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那座小屋已经不在了，它被拆除了。有人在那个地方盖了一座时髦得多的房子。
不过，照片上的母亲正站在小屋的外面喂灰鸦。如今的她与骑马、福特轿车和穿着花裙子的姑姑、婶婶们的世界距离遥远。要想到达那个小屋，要先经过一条狭窄的铁路或者最近刚建成的单行砂土路，然后还要坐船或者步行。小屋四周被蓬乱、无边、时常有熊出没的森林环绕。湖面上——寒冷而危险的湖面上——有潜鸟。有时候狼会嚎叫，而小村里的狗这时也会呜咽着尖叫。
那时，实验室也已经建好。它是先于小屋建造的。重要的事情先办。
卡姆和雷一定有特别之处，因为他们的照片很多。他们出现在实验室的码头上，出现在他们的帐篷里，还坐在原木搭建的实验室的台阶上。在另一张照片上，他们还有自行车。他们一定是把自行车带上了火车，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森林里没有能骑自行车的地方。
但或许他们是沿着新砂土路骑车到村子里的。那就真是一项壮举了。又或许他们是在某次外出采购途中，在有平坦小路的地方骑的，因为他们的自行车上载满了各种装备——背包、捆包、行李袋，两边还挂着被煤烟熏黑的马口铁罐。他们站起来，为重心不稳的自行车找平衡，咧开嘴露出战时的笑容。他们没穿衬衣，古铜色的皮肤和肌肉**着。他们看起来多么健康啊！
“卡姆死了。”有一次母亲和我一起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说，那时她的眼睛还能看见。“年纪轻轻就死了。”她违背了自己不说坏结局的规则，所以这次死亡对她来说一定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什么？”我问。
“他得了一种什么病。”她从来不会详细说明是什么病：说出来就等于招惹它们。
“那雷呢？”
“他出事了。”我母亲说。
“他参战了吗？”
片刻停顿。“我不确定。”
我忍不住。“他阵亡了？”如果他必须英年早逝，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种合适的方式。我希望他死得英勇。
但她闭口不谈。她不想说。一个死掉的男孩对那天来说已经够受了。
我的母亲最后一次浏览她的相册——她最后一次还能看到的时候——是她八十九岁那年。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了。她知道她要失明了。我觉得她想最后再看看所有的一切——看看她自己，看看他，看看那些如今对她来说一定太遥远、太无忧无虑、充满太多阳光的岁月。
她不得不俯下身去，靠近相册的页面：退化的不仅是她的视力，还有那些照片本身。它们褪了色，逐渐苍白。她快速翻过最早的那段时光，笑着看着泳装女孩中的自己，然后又换了一种笑容看着她的婚礼照片。她细细欣赏着实验室的男孩们聚在码头上的合影。“这是男孩们。”她说。她翻过一页：我的父亲正在凝视着她，手里抓着的鱼线上钓着一条大红点鲑。
“我不介意钓鱼，”我母亲说，“但收拾鱼是我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分工，给鱼开膛一直是他的活儿。”他们确实有这种分工——谁该负责干什么活儿。我从小认为这些是自然规律。后来才知道这些分工都是她安排的，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大新闻。
然后她提到了一些以前从没告诉过我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她告诉我，“实验室来了个印度人。”
“印第安人[1]？你是说湖区那边的一个印第安人？”那边是有这种印第安人，他们用陷阱捕鱼，不时坐在独木舟上漂过来。战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燃料。如今印第安人都开上了摩托艇。
“不是，”母亲说，“一个印度人，从印度来的。”
接受这个迥异的人来当助手确实是我父亲的风格。他并没预见到这个印度人会遇到诸多困难，因为他觉得根本不会有困难。任何一个认真对待甲虫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可是如果这个印度人是个吃素的印度教徒怎么办？如果他是个穆斯林怎么办？在林区大家一直都吃培根。烟熏培根能够保存很长时间，而且很适合和其他东西一起煎炸：比如鸡蛋——如果我们有的话——比如午餐肉，比如鱼。然后你还可以把多余的培根油脂涂抹在靴子上。如果穆斯林看到了培根会怎样？
“他人好吗？”我问，“那个印度人？”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这我很肯定。
“我希望如此，”母亲说，“他带来了白色网球服，还有一个网球拍。”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
“我不知道。”母亲说。
但是我知道。这个印度来的年轻人一定觉得自己要去乡下了——而他要去的这个“乡下”在别处曾经有另外的含义。他脑子里想到的是一座英式乡间宅邸，在那里他可以打打猎，骑骑马，在草地上喝喝下午茶，沿着草本花坛散散步，还可以打打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