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洪荫之毕竟是国务秘书，这么一走了之无法向世人交代。不如派人去青岛一趟，见他一面，劝他自首。如果劝不成，又不能引渡，到时候在报上做个说明，也是对世人的一个交代。”
“那就派言次长去好了。他正好分管综合厅，洪荫之归他正管。”赵秉钧当然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派人到青岛做做样子，与其说是劝洪述祖自首，不如说是劝他继续留在青岛。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赵秉钧不必说破，内务部次长言敦源与洪述祖是亲戚。虽然不是至亲，但两人走得很近。另外再加派国务秘书程世经陪言敦源一起南下，程世经与洪述祖也是密友。
这件事安排妥当，袁世凯与赵秉钧谈两件大事。
一件是请梁启超入都组党。
梁启超与袁世凯曾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后来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阁的时候奉袁世凯令，让梁启超出任法部次长。袁世凯还亲自给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发电，邀请他回国赴任，在电报中盛赞有加，“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两人函电交驰，虽然梁启超未回国就任，但两人关系迅速回暖。当然，梁启超也有顾虑，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性格他已经领教，而且大多数好友认为国内形势不明，反对他回国。一直到去年11月，国民党运动选举有声有色，当时堪与国民党对抗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都邀请他回国。于是他回到阔别十四年之久的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梁启超与宋教仁一样是政党政治的倡导者。他认为要搞政党政治，像中国这样政党林立不行，而应该像美国一样，只需两党竞争才好。他的目标是把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一党，与国民党势均力敌，方可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但三党各有算盘，梁启超运动月余没有结果，只好回到天津。袁世凯看中梁启超的潜在价值，以总统府顾问的名义，每月给他开三千元薪水。
“智庵，如今请梁任公出山的时候到了。国民党选举大胜，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三党都无力与国民党相争。要想有所作为，三党合并是唯一的正途。经此挫跌，现在三党也都认识到合并的重要，此时梁任公出山，绝对不会像去年一样劳而无功。”
赵秉钧点了点头道：“对，如果三党合并，无论在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可以与国民党一争高下。三党都对总统抱友好态度，梁任公也对大总统佩服得很，那时候我们有此一大党支持，国民党就不致如此嚣张。”
“正是此意。如果三党合并成功，当务之急可与国民党争两院的议长；将来制定宪法、选举总统，都可做我们的援手。我给梁任公发个电报，邀请他立即进京。我想给足他面子，让拱卫军、军政执法处、巡警组成护送队，由杨杏城亲自到天津劝驾，足可以打动他吧？”
然后两人又商议接待梁启超的细节。
另一件事情，就是善后大借款。善后大借款从唐绍仪内阁起就开始谈，因为六国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不能成议，熊希龄因此辞去财政总长一职。继任者是袁世凯的老友、实业大家周学熙。周学熙是理财能手，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认为中国非借外债不能度日。他与前任不同的是，把借款规模缩小了，由从前计划的六千万英镑缩减为两千五百万英镑（约合白银两亿五千万两）。最令袁世凯高兴的是，经过周学熙的策动，美国表示六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有损中国主权，决定退出六国银行团。其他五国担心美国会单独向中国借款，不得不降低条件，希望能尽快与中国达成借款协议。
“智庵，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和缉之多费心，哪怕受点委屈，也要促成此项借款。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有些言过其实了。利息五厘，这在各国借款中，也都是较低的。一面嚷着要军饷，要经费，一面又反对借款，真是岂有此理。去年孙先生到北京来，他对借款也是支持的，他也说过，舍借款一途，中国无法维持。”
“是，政府早就入不敷出，目前就有数千万的窟窿等着堵。各省把持税源，一拖再拖，今年四个月将过，解款连百分之十都不足。”
“所以借款是当务之急。缉之是顾大局的，你告诉他，受点委屈也要尽快签字。”
梁启超于次日进京，袁世凯安排的排场与当初迎接孙中山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拱卫军、巡警以及军政执法处的明岗暗哨外，袁世凯还派出总统仪仗马队从火车站一直接到贤良寺。袁世凯为梁启超预备的下榻处本在军警公所，但杨士琦从天津发来电报，说梁启超在谈话中提及，当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进京都是住在贤良寺，言语中颇含羡慕。于是袁世凯改变计划，派人立即部署贤良寺。等梁启超到达前门火车站时，贤良寺已经一切布置停当。
赵秉钧亲自在贤良寺迎接，当听说是袁世凯连夜命人将贤良寺重新打理，梁启超十分激动：“真是出乎意料，我不该多嘴的。”
等梁启超指挥人把自己的行李书籍安排妥当，赵秉钧说道：“任公，有句话袁总统让我转告。”
梁启超知道必是有机密不便当众交谈，所以屏退下人，两人在书房里谈。赵秉钧拿出一张支票道：“这是汇丰银行二十万元支票，大总统让我转交给你做组党之用。大总统知道区区二十万杯水车薪，让我转告任公，一待善后借款到账，就拨足一百万之数。如今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还请任公体谅。”
去年梁启超进京，谈及组党事宜，曾经笑谈，非有五十万不可。没想到袁世凯竟然打算拨付百万，的确是出乎意料，所以回道：“有这二十万许多事情都可以办了，顶多五十万足矣。”
“您知道大总统的脾气，做事总是大手笔。大总统的意思组党与壮大党员要双管齐下，如果能把国民党的议员拉到本党中，那就有一箭双雕的奇效。如今的国会议员胃口大得很，听说要挖一个人退党要上千元，如果再拉进某一党又需上千元。所以，大总统的意思，一百万元说多也不多。”
国会议员因各党纷纷拉拢，身价倍增。他们入京途中及入京后，各党就开始上演了一幕幕争抢的闹剧。袁世凯方面当然也不甘落后，安排大量“招待员”专门负责收买议员。这些招待员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先打探各议员的爱好，任你好清淡、好漫游、好嫖赌或好古董字画，均有人投其所好，引之入胜，尤其是妓女荟萃的八大胡同，成了袁世凯麾下收买议员的交易所，只是效果实在有限。如今梁启超进京组党，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把一部分小党议员、无党议员拉进来，如果能够拉一部分国民党过来当然更好。
“哦，我明白袁公的意思了，不过，这件事情我做不了，我多年在外，对国内情形不熟，非由济武他们来做不可。”
济武是汤化龙的字，他因为参与组建武昌军政府，算武昌首义功臣，不过，他并非革命党，而是立宪派，政治主张更接近袁世凯。去年他又组建了民主党，任总干事长。民主党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双方函电交驰，关系十分密切，梁启超视汤化龙为最亲近的“自己人”。
赵秉钧说明道：“派谁去做那是任公的事情，大总统的意思，一切拜托给您。大总统今晚在总统府设宴，到四点半就派车来接。任公稍做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届时许仁静来接大驾。”
“大总统真是太客气了。”
许仁静就是司法总长许世英，梁启超曾被袁世凯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次长，许世英来接，面子足够。
晚上到了总统府的宴会厅，袁世凯亲自迎到门外，握住梁启超的手道：“任公，去年时间太仓促，未得好好请教，这次你可要好好教我。”
宴会开始还要十几分钟，袁世凯陪梁启超到客厅小坐。作陪的自赵秉钧以下，各总长一个不缺。这时候有记者要挤进客厅，早被负责警戒的法警阻挡在外，梁启超挥挥手道：“把记者朋友请进来吧，无妨，无妨。”
袁世凯也赞同：“既然任公说无妨，那就无妨，让他进来吧。”
那位记者十分兴奋，问道：“梁先生，我是《申报》的记者，想借宴会开始前这点时间，请您谈谈对局势的看法。”
梁启超笑了笑道：“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有些老虎吃天。不过，我的确有些话想要对新闻界的朋友说。”
“那我缩小一下我问题的范围。民国肇建已有一年多，可是众人期望的国强民富并没有实现，反而政局更迭频繁，南北危机去年有所缓解，而近期复又加剧，在先生看来，到底是何缘故？”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很显然涉及宋案，梁启超如何答复，袁世凯当然十分关注，心中颇为忐忑。
“民国肇建以来，国论纶歧，邦本屡摇，我以为问题根本出在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上。专制政府，无民权可言，故推翻之。民国建立，各党皆言民权，殊不知，主张民权而应有度。我去年写过一篇名为《宪法之三大精神》的拙文。我认为，中国目前应持国权重于民权之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再明白不过。目前之中国，贫弱交积，内忧外患，要谋求国强民福，国权须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要时必得抑制乃至牺牲民权。我曾经说过，目下之中国，非参用文明专制之意，建强善之政府，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