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自己虚位总统的地位十分不满，一直在设法突破临时约法的束缚。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大总统非有足够的权力不足以治国，所以梁启超的国权论很对他的味口，他率先鼓掌表示赞赏。
《申报》的记者追问道：“听先生的意思，好像反对民权、民主。”
“我绝无此意。而且民权和民主并非同一概念。我说的国权主义，强善政府，不是不要民权，也不是不要民主。我的意思是，不要过度强调民权，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权应该给国权让道。我和宋钝初先生一样，是主张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的根本就是通过政党监督政府行政，这就是保障民权民主的有效途径。”
“先生以为，如今的政党能够有效监督行政、保证民主吗？”记者的本意显然是在暗示袁世凯的势力太强大，政党监督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袁世凯对梁启超接下来的谈话十分紧张。
“目前局面，当然不行。目前中国有二百余政党，就是国会中具有实力的也有五六个政党，这不合政党政治的正则。政党政治的正则，是两大党对峙，一在朝，一在野。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者组阁，是为在朝；少数者作为反对党，事事给予监督，是为在野。政党一旦超过两大党，则难免议论纷歧，为了一党之私而置大局于不顾，谈不到监督，只有添乱。所以，我这次进京，就是与民主、共和、统一等政党的同志交流意见，组建进步党，最终形成两党竞争、监督之局面。”
这也正是袁世凯所求，他的目的是以进步党牵制国民党；梁启超的意图是把中国政党政治纳入正轨，虽然目的不同，但在袁世凯看来，努力的方向却非常一致，因此他又再次使劲鼓掌。
《申报》记者时年二十三四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而且正怀着为民代言的崇高使命感，因此追问起来十分尖锐：“如果先生组党成功，对现政府是什么态度？国民党对现政府是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政党的态度，不能对政府持无原则的批评为能事，而应对政府行政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监督。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对政治改良产生阻碍，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诱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进步党既以改良政治为唯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不可，否则改良政治之目的终不可达。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之烈可想而知。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至于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是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也有很大意见。但，我国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故吾党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希望中国稳定，恐怕也是大多数人民之期望。极力维护国家稳定，也是我持国权主义的原因。毕竟，国家稳定，方可谈及其他。陷于混乱，百姓荼炭，国家分裂，还何谈民权、民主？那只能是纸上谈兵。”
梁启超大力支持袁世凯政府，态度已经十分明朗。《申报》记者并不甘心，看了一眼袁世凯继续追问：“那么，先生对大总统如何评价？”
“真是后生可畏！”梁启超对记者点头微笑，“你看来非要我出丑不可！不过，我很愿把我的真实态度告诉你。以今日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其人者多矣！有敬爱之至极点者，亦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敬爱、憎恶，大总统之政治才能有目共睹。以国外之经验，有政治才能者，一旦握有政权之时，必须有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谋顺其美，匡救其恶，不能令此种政治才能滥施于政治轨道以外，本党很愿担负其责。”
梁启超想带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颇有点像当年乃师康有为以光绪帝师自居的味道。这时外面有人来请，说宴会一切就绪。袁世凯等人将起身赴席，《申报》记者还不肯放过，对梁启超道：“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宋案如何看？”
袁世凯所担心的一问终于还是来了，梁启超很干脆地回道：“很简单，刑事案件，以法律之法处之，不可以政治手段待之。法律讲证据，不能把政治上的敌对方想当然当成凶手。”
袁世凯恨不能拍拍梁启超肩膀以示感谢，但他最善于掩藏自己真面目，当然不会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便对记者道：“宴会时间到了，今天的访问就此结束，若有问题，以后有的是时间。”
入席后，袁世凯对身侧的梁启超道：“任公，这些记者咄咄逼人，可畏，又可恶。”
梁启超小声回道：“大总统要学会与舆论打交道。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唯如此方能有成。”
“任公所教极是，一年多来，我常陷于被动，往往为舆论所困，就是不大会与他们交道。”
4月13日，国民党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孙中山、黄兴等敬献挽联。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的挽联则直斥袁世凯为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从报纸上看到黄兴的挽联，拍着桌子道：“真是血口喷人！真是血口喷人！”
此时，派去青岛的言敦源、程经世已经从青岛返回。两人当晚先去见赵秉钧，第二天由赵秉钧带领去见袁世凯。据两人说，到达青岛时不巧胶澳总督带着夫人去游曲阜、登泰山，一时回不来，他的副官不能做主，事情无法交涉。于是两人约会洪述祖，劝他自行投案。“德国人让我投案，我便投案。”洪述祖态度十分嚣张，还说，“共和是我首功，无我即无共和。宋教仁主张什么政党内阁，分明是反叛民国、破坏民国，所以我才杀他。”
据言敦源说，两人到青岛的经过每天都有日记。袁世凯言道：“现在南方说有证据证明，洪荫之牵连宋案，已经多次要求引渡，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有意把洪荫之藏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两个青岛之行，足以说明政府并无袒护的私心。我看，你们就把日记提供给报纸，让报纸全文登出。梁任公说，为政者要善用舆论，极有道理。”
两人的《公出日记》见报后，并没有起到袁世凯希望的效果，社会上反而认为两人青岛之行另怀目的。上海向来反袁的《民权报》刊文说：“闻言敦源此次赴青岛，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现一切手续业已办理完毕，而洪贼仍逍遥法外，机见此事真相一斑。盖言敦源本与洪为亲戚，而又与洪同供职于内务部。此次青岛之行，闻系洪贼私党自告奋勇，临行时又经赵秉钧密授计划，识者早知其必有此种结果……”
这时候，上海地方审检厅上书司法部，要求在上海组建特别法庭，专审宋教仁被刺案。赵秉钧拿着电报去与袁世凯商议。
袁世凯问：“智庵，他们组建特别法庭想干什么？”
赵秉钧回道：“他们的意思，此案内务部秘书既然是被告，我也就脱不了嫌疑，是想让我到上海去受审。”
“这可真是岂有此理，就连前清衙门办案也不会这么荒唐，别理他们。”
“不理恐怕不行。国民党这帮人最善动用舆论张目，我们不回应也会落一头不是。”
袁世凯问：“那你的意思呢？”
“我问过静仁，他说临时约法和司法部编制法都没有成立特别法庭一说。”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理由嘛，让司法部依法把上海的要求驳回。国民党不是张口闭口就是法律嘛，咱依法办事。”
此时，引渡到地方的杀人凶手武士英突然在监狱中暴亡。
武士英原来关押在上海模范监狱，因为江苏都督程德全要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所以于4月18日移押到江苏海运营仓，由驻军61团负责看守。这个团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嫡系，移押不久的一天上午，武士英感觉疲倦，而且昏昏欲睡，午饭、晚饭均未吃，也未按惯例散步。夜里十二点报告呼吸急促，结果到了下半夜就死了。地方检察厅会同红十字会五名医生前去检验，未查出服毒的证明，又开刀剖验，也未发现中毒的迹象，只在肠中发现火柴盒的磷纸片。武士英身体很健壮，却突然暴亡，实在匪夷所思。
案子未审，关键人犯暴亡，程德全直接给袁世凯发电，称“要犯武士英在押身毙，人言啧啧，嫌疑滋多。若此案审判再行稽延，致他犯再有变故，德全等实难负其责。应请大总统查照迭电，准予组织特别法庭，迅赐任命。”
在孙中山、黄兴的督促下，程德全又向报纸公布了从应夔丞家中搜到的主要证据，以证明赵秉钧涉案，逼迫袁世凯同意设立特别法庭，并请赵秉钧南下受审，司法部接电再次复电驳回。黄兴于是亲自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明必须组建特别法庭的原因，“盖我国司法难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篱，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无不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挠。”
袁世凯接电，把赵秉钧叫来商议对策，决定赵秉钧发一个长电辩白，作为对江苏公布证据的回应。袁世凯则亲自给黄兴复电，为赵秉钧辩污，“至赵君与应夔丞直接之函，唯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欲凭此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得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国事艰难，人心险恶，转移风气，是所望于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