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中，梁启超立即约学生蔡锷来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松坡，项城果然有复辟之意。”于是将会见情况告诉蔡锷。
“老师，也许这是袁大公子的意思，项城未必知道。”蔡锷对袁世凯尚未完全死心。
梁启超摇摇头道：“也许是袁大公子大胆妄为，不过社会上流言四起，项城难道会一无所闻？我不相信。”
“我能容忍项城集权，但他若倒行逆施，推行帝制，我必定与之决裂。”
“我这次得罪了袁大公子，在京师恐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打算借为家父祝寿之际，脱离牢笼。”梁启超的计划是后天南下广东，为家父祝寿，到广东后再发电报请辞造币局局长之职，举家搬到天津，以便“埋头著述”，“松坡，等我的辞呈一交，你就设法把我的家眷搬到天津。我在天津静观其变，如果项城果然要复辟，我就立即南下。”
“老师放心好了。如果到时候局势大变，我就到天津请教老师。”
“但愿是袁大公子的私意。”
梁启超先乘火车沿津浦路南下到南京，然后转乘轮船南下。船泊香港，梁士诒的父亲梁知鉴前来拜访。梁知鉴是进士出身，曾任山西襄陵知县，后因仕途不畅，称疾辞官，讲学于九江礼山草堂，后又任教于香港。他来见梁启超，是探询京中形势。原来，袁克定已经多次试探梁士诒对帝制的态度，袁世凯也约谈十余次，梁士诒一直持反对态度。梁知鉴是混过官场的人，知道仕途的凶险，劝梁士诒急流勇退。但梁士诒留恋交通系的巨大利益，一直下不了决心。梁知鉴叹道：“袁大总统要称帝，当然需要大笔资金，犬子多年来为大总统理财，大总统如何肯放过他。他又不肯遂大总统愿，又不肯放手南下，我担心他有性命之忧。”
梁启超安慰道：“老伯不必担心，我想他跟随项城十余年，鞍前马后，还不致有性命之忧。”
梁知鉴大摇其头：“我知道宦海凶险，即便大总统念旧不与他为难，但那些急于闹帝制以求进身的人未必能够容得下他。钱财地位均是身外之物，我这个犬子总是看不开，你回京的时候，帮我好好劝劝他。”
梁启超答应回到京中，一定劝说梁士诒。
看来袁世凯是决心帝制自为了，梁启超觉得作为袁世凯的下属和知己，有必要进进忠言。回到家中的当天，他就写了一封密信，规劝袁世凯勿帝制自为。
大总统钧鉴：
超以省亲南下，远睽国门，瞻对之期，不能预计，缅怀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来世变之忧，公义私情，两难恝默，故敢卒贡其狂愚，唯大总统垂察焉。启超所欲言者，事等于忧天，而义存于补阙，诚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笔再三，欲陈辄止。
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复古之声甚嚣尘上。大总统原未与闻，望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传云：“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欲取信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昔人有言，凡举事不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唯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是用椎心泣血，进此忠言，伏维采纳，何幸如之。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临书悯怆，墨与泪俱。专请钧安，尚祈慈鉴。
梁启超给老父做完寿，原途返回。乘轮船到了南京，心想何不去拜访一下坐镇南京的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此时督理江西军务的昌武将军李纯，帮办湖北军务的壮威将军王占元，都是冯国璋的心腹部下，三个人都是直隶老乡，声息相通，长江流域已经成了直系天下。梁启超知道袁世凯对冯国璋特别重视，由冯国璋来劝谏，比自己更有力量。
冯国璋对梁启超十分热情，设宴款待。席间梁启超说起自己的心事，想请冯国璋同上北京劝说袁世凯。冯国璋道：“我也认为共和不合时宜，当初逼皇上退位，我就很不以为然。我这一生的荣典，都是朝廷的恩遇，愿为朝廷尽忠。无奈形势所迫，在大总统的劝说下，才转而支持共和。大总统要帝制自为，那可真是不智。”
在座作陪的有一位是将军府咨议厅厅长，叫胡嗣瑗，是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后来又入翰林院。他文笔极好，入过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府，冯国璋接任后又把他收入幕中，深为倚重。此人复辟心极重，主张放弃共和，改行帝制。但他并不想让袁世凯当皇帝，而是请清帝复辟：“就是复辟，皇帝也轮不到袁项城来做，宣统皇帝就在紫禁城，复正大位，天经地义。”
梁启超驳道：“不，不，中国不能复辟。我反对大总统当皇帝，也反对宣统重登大宝。中国既然已经走上共和之路，不应走回头路。”
胡嗣瑗又道：“共和根本行不通，应当复辟帝制。康南海先生数月前曾经来南京做客，他也是极力支持宣统复辟。”
“我和南海先生的观点不同，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再行帝制。虽然共和有诸多问题，但民主胜于专制，这是世界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不然徒增纷扰，于中国百害而无一利。”
胡嗣瑗显然不服气，冯国璋示意他不必再说，转头对梁启超道：“任公，辛亥之役，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是共和。再走回头路，这些人岂不白白牺牲？所以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国不能再行帝制，尤其大总统不能帝制自为。我想袁大公子他们为享受将来一套长久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不至于这么笨。我和你一块北上，去见见项城，以我和他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一句实话来。”
两人从浦口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后，冯国璋住进禁卫军司令部，梁启超则于当晚去见梁士诒。不巧梁士诒不在家，于是留下名片回住处。
没想到九点多，梁士诒亲自来了。梁启超说明梁父的意思，梁士诒叹了口气道：“今天大公子又请我到西山吃饭，还是逼我答应帝制的事情。可是，任公，明明是个火坑，如何偏偏要去跳！我对大公子说，目下大总统之权，已高于各国君主，所殊者不过是子孙之继耳。而此事适足以害子孙，末代帝王，有多少能像逊清这样安全的？我劝大公子应当辅助大总统多做积德累仁、有益于国民之事，帝制事宜缓以时日。但袁大公子已经魔怔，根本听不入耳，话里的意思，颇不耐烦。”
梁启超劝道：“京城已是是非之地，我已经向大总统辞去造币局局长一职，暂且搬到天津，一心著述。伯父的意思，是希望你能够放下。”
梁士诒苦苦一笑道：“任公，你的财富都在你的大脑中，而我的财富全是身外之物，如何能够放得下。铁路局、交通银行，多少人的身家都寄托于此。而且，我挣扎大半生，所有事业都在交通系，要放下，如何甘心！”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梁士诒也叹道：“且走一步算一步吧。”
梁启超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回天津，而冯国璋则进总统府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冯国璋。先谈江苏地方上的公事，谈完公事，话题就转到如今沸沸扬扬的帝制问题上。冯国璋试探道：“帝制问题，南方谣言颇盛。外间既然有这么多的传说，其实以大总统的地位勋业来说，全国内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的，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做进一步的打算，也还不是不可以的。”
袁世凯闻言，正色道：“华甫，你我共事多年，还不知道我的心事？怎么也说这种话。现在有帝制的谣言，我想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共和已经四年了，可是国家还是贫弱如旧，而且党人四处捣乱，使得全国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宜中国，希望我多负点责。二是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的权力，遂有人认为这是帝制的先声，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浮议。你正好来了，我也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国体如果真的有变，我想也只有大总统有资格。”
袁世凯摇头道：“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天天在外胡闹，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大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华甫，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如果再有人逼我，我就到伦敦去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