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物色的北洋军医学堂总办叫徐华清，字静澜，广东梅州人。少年时代就到香港打工，备尝艰辛。后来得到教会资助读书，辗转赴美，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赴德国学习医学。二十七岁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屡次治愈疑难重症病人，特别是曾治好慈禧的痼疾，被任命为御医，官封一品花翎顶戴。徐华清志不在做官，更不愿受御医的种种束缚，他最大的希望是办学，传授西医。但国人对西医误解颇多，谣传洋医挖眼剖心，是为提炼丹药。徐华清了解到袁世凯办事果断、有担当，而且又对洋人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专程跑到天津来，毛遂自荐，希望能办一个洋医学堂。袁世凯于是委任他为北洋军医学堂总办。
第三件事，则是继续办理善后，袁世凯希望借此示惠百姓。善后的事项很多，急于办的，一是奏请朝廷豁免天津钱粮，天津县应征光绪二十八年上忙，二十七年上下两忙，及二十六年下忙以及海防经费、河道钱粮屯谷等项，一律豁免。二是成立天津教养局。因为天津义和团闹得最凶，联军攻占后报复得又最狠，前后计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死亡，大量贫困儿童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袁世凯决定成立天津教养局，将这些贫困儿童收容起来，在教养局里开办织布、地毯、染色等工艺，传授给他们。
第四件事，便是刷新吏治。这是新官上任通常的动作，袁世凯亦不例外，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几项措施，都是前人所不愿行、不敢行的。
第一项措施，是裁汰冗员。天津是京师门户，水陆要冲，尤其是每年三百余万石漕粮，沿运河或海运到天津，再由天津运到通州存仓，历来直隶漕运事务较繁。但自从京津之间通火车后，漕运就简单多了，袁世凯要奏请朝廷取消境内的漕运机构。同时，又以天津县为试点，大幅裁汰书吏衙役：“吏治之坏，首在胥吏。诸位也都知道，各衙门胥吏，多连工食银也没有，全靠他们搜刮百姓。天津大乱期间，官员逃避，胥吏星散，正好借此机会，严加裁汰。留下来的，则发给工食银，严禁勒索，这是刷新吏治的治本之策。”
刷新吏治的第二项措施，则是成立直隶吏治调查处，除陆军官弁及道府大员外，其他官员一律在调查范围。这个办法袁世凯在山东就采取过，但都是临时起意。专门成立吏治调查处，则把调查官员作为经常性的一项措施。此事他与按察使周浩商议过多次，由周浩向众人介绍：“根据宫保的要求，调查拟分为平时调查和临时调查两种。平时调查是指随时留心官员的政绩，采访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和舆论；临时调查是指通过暗查、明访、查取卷宗或人证等办法，对于上谕查办事件、宫保要求查办之件、官员之间互相攻讦之事、绅民控告官员之案进行调查。凡暗查，则由宫保札派委员三两名，分别先后前往密查，各开具所查实在情形，如二人所查事由相同，即由本处据情呈请核办；倘所查情节歧异，应另派干员一人前往复查，仍由本处核实具呈。凡明查，派委一员前往调查，亦将所查实情报明本处，由本处核实具呈。”
等周浩介绍完，袁世凯补充道：“官吏考核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不能考核官吏优劣，提拔使用便难以公正服众。不能服众，优者下，劣者上，便是最大的吏治腐败。成立吏治调查处，就是希望能对官员的职守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将来调查处的调查，将作为对官员进行赏罚、奖惩的参考。”
第三项措施，则是道府厅州各项陋规一律取消，改为公费。
所谓陋规，是下级借各种节令给上司奉送“规礼”。清代官员廉俸很薄，而保持官员的体面，需要雇轿班、常随，帮助处理刑案、钱粮又要招募师爷，这些费用都是官员所出。因此“规礼”之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而久之，便视为平常，尤其贪墨官员，更以此为自肥的手段。所以新官到任有费，各种节日有费，冬有炭敬，夏有冰敬，上司生日或官太太生日或者生孩子满月，都要送规礼，婚丧嫁娶更是不必说，也要有一份贺仪或丧仪。袁世凯认为上司受收下属规礼，便不能破除情面，据实纠参，甚至被下属挟持，吏治之弊，皆源于此：“平心而论，道府厅州官员，公费开支很大，如果不让大家收陋规，而又不给办公经费，便没法要求大家治理地方。总之，先要养廉，才能止贪。我的办法是，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摸清底数，大体按这个数目酌给公费。这样化私为公，上司不必受下属挟持，下级也不必为孝敬上司而到处搜刮。各级公费银，已经大体有个设想，老阮你给大家说说。”
阮忠枢正在打瞌睡，被身边的人捅了一指头，这才一激灵挺起来脖子来，因为事先袁世凯已经有交代，知道是让他说公费银的事，所以大声道：“刚才我又默想了一遍，感觉宫保所定的公费银，只高不低，对各级官员都是个福音。”
袁世凯所定的标准，大顺广道月支公费银一千两，清河道每月九百两，通水道七百两，天津道六百两，口北道五百两，霸昌道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公费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五百两……各州县将向来应出节寿等规礼，一律解到布政司库，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足部分，则由布政使向袁世凯报请设法筹措。
这个公费标准相当优厚，与会的人员除了天津道府官员外都非受益者，他们不免咋舌羡慕，有些失落。袁世凯见状道：“在座的诸位也不必觉得吃了亏，你们也都有一笔车马费补贴，由藩库设法解决。”
众人一听，无不欢欣鼓舞。袁世凯此举，无异于示惠各级官员及幕僚。
“实在事情说完了，再说几句虚的。这些天我在想，有人说，甲午一战，证明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我以为，此言大谬，甲午一战不是证明三十年洋务不能救国，而是恰恰证明，我们洋务办得还不够。诸位想一想，李文忠公三十年孜孜于洋务，给大清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当年林文忠公在虎门销烟，洋人启衅广东，中外开战，我们以大刀长矛对付洋枪，以木船去对抗洋轮巨舰。可是甲午之战的时候，我们定镇两舰在黄海与日舰对战一天，日舰被迫退出战场；陆军的洋枪洋炮也不逊于倭寇。甲午败了，但败因并不在兵器上，而是另有原因，我今天不再细说。我要说的是，李文忠公倡导的洋务，让大清的军备基本跟上了世界的步伐。除此之外，还有火车，还有轮船，还有电报，还有机器采矿，哪一样不是李文忠公的功绩？所以，举国痛骂他数年后，到庚子乱起，文忠公奉旨抱病北上议和，就连当初骂他最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李文忠公有功于大清，洋务大业绝非一无是处！”说到此处，袁世凯深吸了一口雪茄后继续，“李文忠公在直督的交椅上坐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勋绩卓著。如今我忝居此位，如果不能把洋务大业——现在叫新政，其实与李文忠公推行的洋务是一回事——如果我不能把新政向前推进，便愧对李文忠公的识拔之恩，更愧对朝廷的恩典！何况如今开展新政，有诸多的有利条件。”
袁世凯认为，当年推行洋务屡屡受制于清流顽固派的抵制，庚子之乱后，只会动嘴皮子的顽固派彻底清除出朝堂，举办新政再也没有从前的种种阻挠。这是第一大有利条件。
从前推行洋务是从下往上推动，是地方提出要求，恳请朝廷允准。如今则是朝廷提出举办新政的要求，督促督抚们举办。这又是一大有利条件。
“如此诸多有利条件，若不赶紧行动，在新政上办出点名堂，岂不白戴了顶戴花翎？就直隶而言，尤其是天津，可以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诸位可知道是什么吗？”
众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一脸茫然。
袁世凯指指唐绍仪道：“少川，你是懂洋务外交的人，你说说，目前大清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
唐绍仪回道：“当然是上海，然后是广州、烟台。”
“好，就以这三个地方为例，我给诸位好好说说。在开埠前，大清与洋人交往只有广州一口，洋人要买国人的货物，要卖给国人货物，只能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一切洋货皆源自广州，无论内陆还是沿海的茶叶、瓷器或者土产，要卖给洋人，也都要汇集于广州。所以开埠之前，广州富甲天下。但广州一地不能满足洋人的要求，因此先后有南洋五口、北洋三口开埠通商。广州离北京太远，洋人要与朝廷打交道，实在不方便。而京津一带朝廷又不许洋人前来，因此上海成为洋人汇聚之地，再加有长江航道，因此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取广州而代之，由一个小小的县城成为万货云集、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如今，各国公使已经允许驻京，皇上可以沿用列国通例召见各国使臣。而洋人又在紫竹林建起了大码头，可以说，京津一带的开明、开化程度已经与上海无异。洋商、洋货、洋人的投资都将向京津尤其是天津集中。诸位请想，这是不是天津的大好机会？”
众人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发出“哦”的感叹声。
唐绍仪有点不赞同：“上海毕竟有长江航道，上海虽是一隅，但背后却有数省的财富集聚。”
“是，少川说得不错。天津的海河无法与长江相比，但如今京津都通了火车，关内外铁路将天津与东北连为一体，京津铁路又将京津连为一体，京汉铁路又将直隶与腹地数省连为一体，将来朝廷还计划开通津镇铁路，天津可直通镇江，与江北数省连为一体。少川你想，天津是不可是也可成为百货云集之地？”
“对对对！宫保所见，的确不是我辈所能预料！”唐绍仪及众人对袁世凯的远见卓识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太后召见我的时候，说希望直隶新政能为各省做出个表率，要我无愧于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直隶的新政能不能表率天下，就看各位能不能实心实意、扎扎实实地去办，我能不能对得住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就全看直隶的新政到底如何。诸位，我有一番雄心壮志，希望直隶样样走在前面，尤其是天津，不但治安要做到天下最好，马路、桥梁、卫生也要样样做到天下最好，更要紧的，天津的工商业将来也要做到天下最兴旺发达！那时候天津百工云集、百货云集、日进斗金，要超越上海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又拿雪茄指指周馥和唐绍仪，“你这津海关道，还有布政使衙门，那时候库里堆满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你们梦里都笑醒！”
闻言，众人同声大笑。
奕劻密电袁世凯，说署理河南巡抚锡良将可能调任热河都统，问他是否有得当的人推荐。袁世凯大喜，不仅仅是他又有推荐心腹出任封疆的机会，而是奕劻在重大人事调整时事先通气，说明他在奕劻身上的投资开始见效。
不过，袁世凯对山东巡抚的关注超过河南巡抚。山东是他官运转折之地，这是其一；山东战略位置关键，而且有烟台海关，又有正在开通的胶济铁路和淄川煤矿，将来财源必旺，这样的省份如果能安排自己人去当巡抚，当然是再好不过。直隶的官员，资格最老的当数周馥，追随李鸿章多年，无论洋务还是治河，都是一把好手，如果他巡抚山东最好；他遗出的布政使由按察使递补最好，那样，深受他赏识的通永道杨士骧则可升任按察使。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运动得当，便相当于直隶有三大员升职。
袁世凯找周馥密议，因为周馥重听，因此延入密室方可大声沟通。周馥对袁世凯的关照自然十分感激，但对钻营仕途却有些不屑：“慰廷老弟，我追随文忠公四十余年，办营务、办洋务，救灾治水，扶贫济困，问心无愧，我如今六十有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周馥因受李鸿章的牵连，屡次受到弹劾，虽然资历很老，如今却只是布政使，所以有这通牢骚。
袁世凯劝道：“老哥，你不能只为你自己考虑。你淡泊仕途，只求随遇而安，可你不升一升，下面的人就不得升迁不是？还有，我早就想把缉之调到直隶来，碍于你们父子得回避，至今不能如愿。你如果能够巡抚山东，父子对调，各得其所，岂不妙极？”
牢骚归牢骚，周馥不能不对出任封疆动心。袁世凯告诉他要想办得稳妥，得花笔银子。周馥便问道：“我筹一万两银子够不够？”
一万两当然不够，但袁世凯不再让他为难：“老哥，你要信得过我，把银子交给我，我来办这件事好了。”
“我当然信得过宫保，人人都知道，宫保敢花银子，却不贪银子。”
周馥所说一点不假，袁世凯与李鸿章都是热衷名利的人物，但他不像李鸿章那样乐于营私聚财，他有一个口头禅：“银子是用来花的。”为达目的花起银子让人瞠目结舌，却不屑于聚私财。
打发走周馥，袁世凯把杨士琦叫来道：“老五，有一个差使非你亲自出马。”
听袁世凯说完事情原委，杨士琦说道：“宫保的意思是一箭三雕，一万两银子恐怕不够打点。”
“的确不够，不如先从银钱所提一笔用着，总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老庆能如此关照，我们不能办半吊子事，来日方长嘛。”
杨士琦又道：“宫保此次也为我四哥筹划，无论成不成，我四哥出笔银子是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