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连连摇手：“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这话你总该听说过吧？此事只限于周藩台和你我知道，就是你四哥，也不能透露半个字。”
“宫保放心好了。”杨士琦当然知道其中利害。
“这次你还要办一件大事。上次请训时，太后说起宫中窘迫，我已经答应直隶筹一笔银子。这次你带二十万两去，请李总管直接交太后，是入内库还是怎么处理不必过问。同时让李总管转奏太后，直隶正在设法，将来还会有奉献。”
“李总管那里，是否也要打点？”杨士琦的意思，这次谋划周馥出任山东巡抚，不能只靠庆亲王。
“那是当然。荣中堂那里，你替我去问候，从同仁堂带些上好的细药。”
三天后杨士琦回到天津向袁世凯复命，听奕劻的意思，把握很大。
但好事多磨，在这节骨眼上，却有御史参奏周馥，说他昏耄营私，贻误地方，巧于营谋规避，广树私人，兼之老迈龙钟，诸事废弛。朝廷把原折发给袁世凯，让他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瞻徇。
袁世凯细读参折抄件，参劾周馥甲午战争期间，升任直隶臬司，却称病乞退，巧于回避；时局一定，又携金至京营谋四川藩司。此事袁世凯十分清楚，当初他与周馥为李鸿章分忧，到前敌营务处分任总办和会办，说周馥巧于回避，真是昧着良心说话。又参他八国联军入京后，作为直隶藩司的他不到省城支持危局，却恳请李鸿章让他留京办事。这事袁世凯也清楚，是李鸿章把他留到身边的。还参他“老迈龙钟，两耳重听，属员回事，不准多言，偶有敷陈，动加呵斥，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诸事废弛，唯以不升巡抚，时怀怨怼，大庭广众之中，肆言无忌，其跋扈嚣张又复如是”。又参他对拳匪太姑息，以致养匪贻患；久仕直隶，用人理财不孚众议；对待下属有亲有疏。这些参劾多半是捕风捉影，甚至颠倒黑白。至于对属员有亲有疏，是任何官员都难以避免的。
袁世凯怀疑是不是他运动庆亲王的事情泄露了，有人故意坏事。他首先怀疑的是瞿鸿禨，因为当初他奏报洋人欢迎太后回銮一事，瞿鸿禨耿耿于怀，两人关系已经难以挽回。追问杨士琦，他表示绝无泄露的可能。
“那么，就真是无巧不成书了，大好的机会不能让这一纸参劾坏了好事。周藩台的为人你们也都知道，真正是兢兢业业，这样的人不得升迁，天理何在！”袁世凯发完脾气又说，“你去告诉老阮，让他去和臬司商议，我的态度是四个字，对这个参折，‘一字不认’”。
数天后阮忠枢把复奏稿呈了上来，对每一条参劾逐一反驳，人证事证，真正做到了“一字不认”。但袁世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没把周馥的功绩说清楚。于是他亲自捉笔，补叙了一段，阮忠枢稍加润色，再呈了上来：
伏查该藩司周馥，在直年久，如果该藩司昏耄营私，贻误地方，难逃公论。臣受恩深重，断不敢稍涉瞻徇，上副朝廷付托之隆。唯该藩司公正廉明，励精图治，考之案牍，证以人言，并派员逐一查访，绝无情弊。且该藩司久在直省，夙著贤能，所有北洋办理海军、电报、铁路、矿务、水师武备各学堂及海防紧要事宜，皆其参预创办。当时北洋人才，无能出乎其右。已故大学士李鸿章倚如左右手。前年冬奉命入都随办议约，兼办京城教案，其时各国使臣、统将，多方要挟，棘手万分，大局几至决裂。该藩司禀承全权大臣，百计磋磨，心力交瘁。又以李鸿章衰年多病，步履维艰，遇各洋员有会商事件，多由该藩司相机因应，坚苦维持。上年夏间，款议就绪，奉饬到任。其时各国联军，尚踞省垣，中国兵队，不能到防，土匪蜂起，民教寻仇，局势几为一变。筹办善后，极难措手。乃复酌拟办法，不数月间，匪徒敛迹，民教相安。迨銮舆回京，腹地已一律平靖，该藩司历经盘错，劳苦功高，实为同僚所不及。臣抵任以后，复能遇事匡助，不遗余力。唯其性情朴直，论事不顾忌讳，率属力斥浮夸，劳怨不辞，或滋物议，而实心任事，人所难能。当此时局方艰，需才孔亟，倘迁就原奏，模棱登复，殊不足以彰直道之公，尤恐任事者相率寒心，转多顾虑。该藩司被参各节，既经查无确据，应诸毋庸置议。
袁世凯连读两遍，十分满意，拍着桌子道：“老阮，你的文笔是越来越老辣痛快！‘倘迁就原奏，模棱登复，殊不足以彰直道之公，尤恐任事者相率寒心，转多顾虑。’真是痛快至极。你的车马费，每月再加十两。”
阮忠枢连连摇手道：“宫保，已经够多了，不敢再奢望。”
袁世凯笑了笑道：“是不敢再奢望，不是不愿。可见还是不够多。”
阮忠枢也笑道：“多少是多？直隶百废待兴，宫保又是雄心壮志，花钱的事项多得很。”
“这个我自然知道。老阮，我再给你说一句话，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有本事的人在开源上动脑筋，没出息的人才在节流上动心思。我准备把山东周缉之调过来，让他帮我大办工商实业。”
“他老爷子任藩台，怕是他有顾虑。”
袁世凯此时不便说破，笑了笑道：“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复奏上去后不久，便有了结果，周馥如愿出任山东巡抚。但他缺出的直隶布政使，却未能由直隶按察使周浩递补，而是调江宁布政使吴重熹填缺。这个结果也不算太糟，因为吴重熹是袁世凯的老熟人，袁世凯曾经对他执弟子礼。袁世凯的老家项城县属陈州府，而吴重熹曾做过一任陈州知府。当时袁世凯继承嗣父袁保中陈州府驻地的家产，办诗社，交名流，吴重熹也是袁府的座上宾，给足了袁世凯面子。袁世凯在陈州立住脚跟，与吴重熹的捧场关系极大。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敬重，如今归到自己治下，当然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袁世凯在迎接吴重熹的宴席上，仍然要执弟子礼。
“不可，万万不可。当年在陈州，你递门生帖子，本来就属勉强，那时候我是陈州父母官，也就厚着一张老脸收下了。如今你是上宪，我是属下，何敢再以老师自居。”吴重熹是有备而来，当即从怀中抽出门生帖子，“今天也请直隶的诸位同僚做个见证，我将门生帖子璧还，从此以后，再无师生名分。”
“老师当年在陈州给我莫大面子和关照，如今到了直隶，我总算能够有机会报答一二，老师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等散了席，袁世凯留下吴重熹，有一番体己话要谈。
吴重熹再次声明：“我已经璧还了门生帖子，宫保无论如何不能再自降身份。我对做多大的官倒不计较，你也知道，我有收藏古书拓片的爱好，最费的就是银子。将来有机会，你能给我个报酬优厚的职位就再好不过。”
吴重熹是山东海丰（今山东无棣）人，他的父亲吴式芬和岳父陈介祺都是收藏界知名的人物，吴重熹受家传影响，对古书、拓片收藏十分痴迷，据说遇到喜欢的古书，卖家具、当衣裳也要买到手。
“啊，你是这么一番想法。那倒好说了，将来有这样的位置我一定力荐。不过，眼前有件急务，还有赖老兄设法。”
袁世凯所说的急务，就是直隶尤其是天津的钱荒和银荒。所谓钱荒是由于铜价暴涨，铸造制钱——也就是外圆内方的铜钱——的成本暴增，于是铸钱的便纷纷减铸，结果市面上制钱减少，发生钱荒。百姓平日衣食住行，不会是大额支出，尤其需要小额制钱，钱荒后便造成商家和百姓两不便，影响货物流通和日常生计。
银荒的原因比较复杂，自从鸦片贸易开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尤其开埠后，除了鸦片大量输入，随着洋人而来的还有洋银元，有日本的龙洋（币面饰有龙纹）、英国的站洋（正面有不列颠女神站像）、墨西哥的鹰洋（币面花纹有鹰鸟），此外还有美国的贸易银元、法国的安南银元等，这些银元都在大清流通，造成币制混乱。尤其《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巨额赔款都要求以白银付款，进一步加剧白银外流。经营钱庄的没有现银给付，就发行钱帖和银帖——写有抵顶制钱若干枚或抵银若干两的票据。钱庄以实力做后盾，适当发放钱帖、银帖，便于流通，方便交易，这本来是行之已久的办法。但如今发放过多，便大幅贬值，持钱帖或银帖去换现银或交易，就必须在票据之外再加钱或银若干，才能认可票据的价值，这加出的一部分就称为帖水。如今天津的帖水，一千两银帖开始要加帖水一二百两，如今二三百两，而且是有增无减的趋势。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价格猛涨，处理不好，便会引发金融风潮。金融不稳，什么新政，什么工商实业，都无从谈起，袁世凯为此愁肠百结。虽然他万事精明，无奈金融这一套根本看不透，更弄不明白。
这些办法周馥和天津府县也都提过，办法是好办法，却没法从根本上见效，因为直隶也缺现银。铜价猛涨，铸制钱便要赔钱，铸得越多，赔得越多。袁世凯现在是想生钱的门路，要他先往里赔垫，如何行得通？他知道再与痴迷收藏的吴重熹谈金融，无异于对牛弹琴，因此只好打住道：“好在来日方长，慢慢地想办法。”
十几天后，袁世凯盼望的周学熙从山东乘轮船赶来赴任。见面之后，就把自己遇到的难题向他请教。周学熙好像知道袁世凯必有此问，显然已经深思熟虑：“此事的确棘手。如果双管齐下，这个危局也并不是不可解。”
“双管齐下，怎么个下法？”袁世凯盼望周学熙有神机妙策。
“就眼前来讲，就是尽快铸铜元。以铜元取代制钱，便可解钱荒。”周学熙回道。
袁世凯有些失望：“缉之，铜价飞涨，所以才减铸制钱。要铸铜元，岂不同样赔累？”
周学熙摇头道：“不然，铸铜元不但不赔累，还有大利可赚。”
“啊？有这等好事？”袁世凯一副怀疑的神气。
“宫保听我细说。”
铜元与制钱不同，制钱本身的成本与它的币面价值相近，因此一旦铜价上涨就会赔累。但铜元却是一种名义货币，按当前的规定，一枚铜元当十枚制钱用，而实际铸一枚铜元只需熔化不到四枚的制钱，换句话，铸造铜元至少有六成的赢利。
“当前一两银子的官方牌价是一千制钱，也就是一百枚当十铜元，而铸这一百枚铜元需要不到四百个制钱，换句话说，铸一百枚铜元，就有六钱银子的赢利。如果铸一百万枚，那就有六万两的赢利，铸一千万枚，则有六十万两的赢利。宫保请想，是不是有大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