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员工出去，一水的西服正装，商务范十足，眼睛里冒着光，像狼一样；中兴的员工都是慢条斯理，一看就是读书人，中兴的办公区其乐融融，没那么严格的上下级界限和商务范。
从规模上来看，初时两家的差距不大，快速拉开主要在1996—2000年。2000年，华为的销售额是中兴的两倍多。从2001年开始，中兴开始扭转局势，与华为的距离越来越小。双方为了抢市场，无所不用其极，中兴经常处于被动局面。
中兴人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国外的客户来了。华为的人不知道怎么得到了消息，就冒充中兴的人跑到机场去抢客人。幸好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也立即冲了上去。”
这对“欢喜冤家”最后爆发了非常血腥的价格战，两败俱伤。
特别是在海外竞标的时候，往往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成交。很多老外特别喜欢华为和中兴，一发标，只要这两家一来，标价就好看了，一定会低于成本价。特别是到了印度，双方打得更是难解难分，最终拿下了印度电信市场的30%，三分天下有其一。
结果印度人生气了，说，你们这个搞法，刚开始我们还挺高兴，好像是我们省钱了，但是你们把我们的市场都占满了。于是印度就搞了反倾销政策，从2009年12月8日开始，印度财政部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最高为产品进口价格（CIF）的236%，华为的税率为CIF的50%，中兴的税率为CIF的236%。
中兴和华为的价格战非常血腥，从国内转向国外，亚、非、拉美都是他们血拼的战场，双方打得一塌糊涂，影响到整个行业形象和产业利益。后来有关部门就把这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这个搞法不行，兄弟阋墙，亲者痛，仇者快，你们要在国外打出市场水平来。后来华为和中兴也慢慢淡化了这种竞争。
在国内基本找不出像样的对手，华为的眼光又投向了国际市场。
华为出海之路并不平坦，但对于华为来说，再难走，海外之路也必须走下去。
2012年，华为副董事长郭平解释华为当年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曾用了一句饱含辛酸的话来概括：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
华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海寻找机会，跟国内市场连遭失利不无关系。1998—2002年，是中国通信市场竞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当时中国移动正在密集投资2G（G**路线），每年释放出巨额投资，但这些资金基本上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外国通信公司收入囊中。而华为虽然在1998年已经研发出G**产品，但因为产品不够成熟，始终无法打入重点市场。
更为关键的是，外企对手已经开始全面围剿华为。他们吸取固网电话市场被“巨大中华”打败的教训，只要华为和中兴研发出某款新产品，他们就联合进行大幅度降价（如果没有国产设备，就继续卖高价），来阻挡两家公司拿单。当时，广东移动的G**扩容这样一笔订单高达上百亿元，华为却一毛钱都抢不到。
然而，在这段时间，任正非连接做出了三个错误的判断：
第一，过早放弃了CDMAIS-95（联通2G路线），押宝G**（移动2G路线）却收入寥寥。结果，华为的G**设备无法突破外国公司的围堵，只在部分边缘省份拿到一些订单，收入寥寥，只能被迫去海外寻找市场。而当听说联通要投资CDMA时为时已晚，华为在2001—2002年联通第一、第二期招标时败北。
第二，早期错失“小灵通”几百亿元的市场。任正非对“小灵通”技术一直很鄙视，忽略了当时中国电信曲线进入移动市场的热切渴望，亲自否决了“小灵通”项目，结果UT斯达康异军突起，与中兴凭借“小灵通”大赚特赚，风光无限。这是一直奉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任正非的一个重大失误。
第三，拒绝做手机。如今的华为手机如日中天，P系列、Mate系列、荣耀系列畅销海内外，但极少有人知道，任正非曾经是最强烈反对华为做手机的人。曾经有高管小心翼翼地建议华为做手机，结果任正非怒火冲天，猛拍着桌子说：“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再胡说，谁下岗！”
这三个失误，让历年高歌猛进的华为在2002年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投入巨大的无线产品线（G**和WCDMA）在国内拿不到多少订单，华为只能向海外拓展。
而看似广阔的海外市场，早已被国际顶尖的通信公司占满了，准入门槛高，进入难度大，只剩他们不愿意去的亚、非、拉广大“农村”地区，这给了华为机会，让华为得以复制国内“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战略。
其实早在1994年，华为就瞄准了俄罗斯，准备出海。俄罗斯地处北极圈附近，气候单调，冬季寒冷漫长，冰天雪地。这个时候的俄罗斯，政坛动**，刚刚经历了西方的“休克疗法”，经济一退千里，一片萧条。
但老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虽然经济衰落，但“老大哥”的身价却还在，从骨子里就不看好华为。华为在国内小有名气，但放到国际上还是名不见经传。所以，华为的俄罗斯开拓之路极其艰难，有时候半年都见不到一个客户。
1996年，华为的高级副总裁徐直军带着几名高管去俄罗斯，希望见见客户，以推广华为的产品，但是他待了两周，连客户的影子都没见着。后来，俄罗斯一家大型企业软件业务的负责人抽时间见了徐直军一面，第一句话就是“俄罗斯根本不会用任何新的交换机，所以不可能与华为合作”。
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许多官员走马观花似的换来换去。政局如此，做生意也没有保障，很多跨国公司都放弃了俄罗斯市场，从俄罗斯撤资。但是华为没有放弃。
1996年6月，第八届莫斯科国际通信展开幕，任正非参加了这个展会，他意识到俄罗斯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在俄罗斯，电信普及率很低，市场需求却很大，这就是华为的机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哪怕任正非亲自出马到俄罗斯宣传华为也无济于事。那些年，中国的假冒伪劣小商品充斥俄罗斯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声誉造成了致命伤害。
华为负责展会的员工说，那时候莫斯科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口都竖着一个牌子，上写“本店不出售中国货”，在展会上也是如此。俄罗斯客户觉得“你们连轻工业产品都造不好，高科技就更玩不好了”，一听对方说是中国人，便扬长而去。
1998年，俄罗斯遭遇了金融危机，整个电信行业的发展都停滞了。在多数人看来，俄罗斯的生意基本上到头了。坚持了几年，华为一毛钱的生意都没有做成，白白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俄罗斯天寒地冻，看来华为的根是扎不下去了。但是任正非的拗劲上来了，今年不用，明年还不用吗？明年不用，后年还不用吗？板凳要坐十年冷，华为等得起。他一声令下，调来了得力干将李杰。
当时李杰在华为的湖南区做领导，正做得风生水起，任正非一个命令就把他调到了俄罗斯。领导指哪儿，李杰打哪儿，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就带了一箱子书，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背井离乡，特别孤独。
还有哪里比俄罗斯的天气更恶劣、更寒冷吗？李杰说有，那就是1998年前后的俄罗斯电信市场。“传来的消息中是有多少运营商即将倒闭，有某某对手退出了市场的争夺，有打官司的，有清理货物的，官员们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晃来晃去。”
中国通信市场红红火火，换到俄罗斯，连历史好像都被冻住了，没有需求，没有客户，没有希望，只有无尽的寒冷和黑夜。
一开始，李杰也不信邪，他把国内彪悍的“土狼式”打法带到了俄罗斯，鼓励员工说，我们把俄罗斯的每个角落都跑一遍，竞争对手吃饭、睡觉、滑雪的时候，跟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用来攻守阵地，一定能闯出路来。
就这样，李杰和他的团队天一亮就跑出去，有时候天黑了还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