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焦循远不如崔述（1740～1816）。崔述虽不是直接受戴震的影响的人，但他有《争论》与《讼论》两篇，很可以驳正焦循的误解。《争论》说：
……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知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曲则罪之，直则原之。故人竞为直，而莫肯为曲。人皆不肯为曲，则天下无争矣。然则圣人之不禁争，乃所以禁争也。……以让自勉，则可；以不让责人，则断不可。夫责人，则亦惟论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尝久处闾阎，亲历险阻，而于人情多不谙也！
《讼论》说：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讼；陵人者反无事，而陵于人者反见尤；……天下之事从此多，而天下之俗从此坏矣。余幼时，见乡人有争则讼之县。三十年以来，不然；有所争，皆聚党持兵而劫之，曰：“宁使彼讼我，我无讼彼也。”唯单丁懦户力不能抗者，乃讼之官耳。此无他，知官之恶讼，而讼者未必为之理也。民之好斗，岂非欲无讼者使之然乎？……圣人所谓“使无讼”者，乃曲者自知其曲而不敢与直者讼，非直者以讼为耻而不肯与曲者讼也。（以上两篇均见崔述：《无闻集》卷二）
如果戴氏提倡一种新的哲学，认理为事物的条理，而他的效果仅使人“不论其是非”，这还算什么哲学革命呢？“不谴是非”，岂不早已是庄子的主张吗？
所以焦循的误解倒可以使我们格外明了戴氏的学说里的因袭部分的缺点。
戴震解“一以贯之”，最有特识。“吾道一以贯之”，他说，这是说“上达之道即下学之道也”。曾子用“忠恕”解“一贯”，戴震不很以为然，但他又不好明白驳曾子，只好说：“盖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
凡未至乎圣人，未可语于仁，未能无憾于礼义，如其才质所及，心知所明，谓之忠恕，可也。圣人仁且智，……忠恕不足以明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极也”（《疏证》下，四一）。
这几句话处处都可见他不满意于“忠恕”之解，处处都是勉强承认。到了孔子告子贡“予一以贯之”一章，戴震便毫不客气了。他说，这是说“精于道则心之所通不假于纷然识其迹也”。“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同上）。我们看这一章，可知戴震很不愿用忠恕来解一贯；一贯只是使“心知之明尽乎圣智”，“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这是戴氏的科学态度的产儿，可以算是代表清学最盛时代的治学精神的一贯说。
焦循有《一以贯之解》，更可以见他不能完全了解戴学的基本主张。他的主旨是：“一贯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他引孟子论舜“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一段，说舜“于天下之善无不从之，是真一以贯之”。他说一贯只是“舍己，克己，善与人同”，“吾学焉而人精焉；舍己以从人，于是集千万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贯之所以视多学而识者为大也。……多学而识，成己也。一以贯之，成己以及物也。”
我们可用他的三篇《格物解》来注释他的“一以贯之解”。他说格物也只是一个恕字。他说：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来也。物者，对乎己之称也。……物何以来？以知来也。来何以知？神也。何为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何为通？反乎己以求之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足以格人之所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足以格人之所好。……故格物者，絜矩也。絜矩者，恕也。（《格物解》一）
这真是“良知”家的格物解。良知家以为人人皆有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故能有这种平等的见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假定啊！必须先假定“己与人同此性，即同此欲”，然后我们可以说：
以我之所欲所恶推之于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恶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让而不相争，相爱而不相害。（《格物解》二）
然而那个大假定是不容易成立的。焦循自己也曾说：
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虽（当作“惟”；《论语通释》第二条，文与此同，作“惟”）其不齐，则不能以己之性情例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一以贯之解》）
他又曾说：
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论语通释》（《木犀轩丛书》本），第二章，第四条）
这几句话可以摧破戴震“一人之所欲，天下人之同欲也”的假定，也可以摧破焦循“己与人同此性，即同此欲”的假定。因为人的好恶不齐，故不能执我的好恶为标准而推之于天下人。我不愿人来扰我，也遂不肯去扰人，这是好的。但我不爱听音乐，也遂不许人听音乐，那就不好了。我爱小脚，遂要女子都裹小脚，那就更坏了。
焦循到底只是一个调和论者。焦循生当嘉庆时代，眼见戴震身后受当时人的攻击，眼见戴学因攻击程朱之故引起很大的反动，眼见这种反动竟由攻击戴学而波及清学的全体。《汉学商兑》虽然还没有出版，然而我们从《汉学商兑》及焦循的《申戴篇》里可以推想十九世纪初年的人攻击戴学的猛烈。戴学攻击那认意见为理的正统哲学，而正统哲学即用那“意见的理”来攻击戴学，说戴学“得罪于天”，“为天之所恶”。
焦循生当这个时代，感觉当日那种不容忍的空气，既不能积极的替戴学向正统哲学决战，便只能走向和缓的一路。焦循趋向和缓，主张忠恕，主张舍己从人，都像是有意的，不是不自觉的。他在《一以贯之解》里说：
人惟自据其所学，不复知有人之善，故不独迩言之不察，虽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后世九流二氏之说，汉魏南北经师门户之争，宋元明朱、陆、阳明之学，其始缘于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与人同；终遂自小其道，近于异端。使明于圣人一贯之指，何以至此？
这一段即是用他的《论语通释》的第一条的话。《通释》的原文“朱陆阳明之学”之下有“近时考据家汉学、宋学之辨”十一个字。这可见焦循当时确有感于汉学、宋学之争；后来不愿明说，故又删去这一句。
凡执一者皆能贼道，不必杨墨也。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执一由于不忠恕。……执一则人之所知所行与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
这是很有锋芒的话。在《文集》里这些话都删去了。《攻乎异端解》的大旨是解“攻”字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攻。攻者，硙切磨错之义。“斯害也已”之“已”他解作止字。能与异己者相攻磨，就没有害了。他又引《韩诗外传》“序异端使不相悖”，把“序”字解作“时”字。他说：
杨则冬夏皆葛也。墨则冬夏皆裘也，子莫则冬夏皆袷也。趋时者，裘葛袷皆藏之于箧，各依时而用之，即圣人一贯之道也。
这不完全是调和论者的口气吗？戴震在他的杰作的后序（《疏证》四三）
里说明他所以攻击程朱是因为程朱的学说“入人心深，祸于人大”。那是革命家的论调。
焦循虽然佩服戴震，却干不了这革命的生活，只能劝人把“裘葛袷皆藏之于箧，各依时而用之”。这种调和的态度怕是焦循所以不能做戴学的真正传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罢？
焦循不曾认明戴学的大贡献在于用新的“理”说来代替旧的“理”说，所以他走错了道路，竟要人不讲理而论情，竟要人“不论其是非”。他说：
明儒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适按，此语见吕坤的《呻吟语》。）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礼，未闻持理以与君抗（与君抗，《文集·理说》作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论语通释》第十二章，第二条，即《文集·理说》末段。）
戴震反抗的“理”乃是那“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之理；他并不反对“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看《疏证》十，又四十三）。戴震用他的新理学来反抗程朱的威权，这种精神正是焦循所痛骂的“持理以与君抗”的精神。
宋明的理学家持理以与君抗，这种精神是可敬的；然而他们不能细心考察他们所持的理是否全出于意气，那是宋朝争濮议，明朝争三案的许多正人君子的大缺点。
戴学要人注意那辨别是非的工具——心知之明；要人于“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疏证》十三）。这样求得的理，可以拿来反抗孔孟，何况程朱！可以拿来反抗程朱，何况皇帝！
惟多学乃知天下之性情名物不可以一端尽之。不可以一端尽之，然后约之以礼。以礼自约，则始而克己以复礼，既而善与人同，大而化之。（《论语通释》第十二章，第四条）
这是良知家的常谈，不是戴震提倡的理学。
焦循的同乡亲戚阮元（1764～1849）是戴学的一个最有力的护法。他少年时与戴学的大师王念孙、任大椿等人做朋友，作《考工记·车制图解》，有江永、戴震诸人所未发的精义。他从科第进身，做过几省的学政，巡抚浙江最久，又巡抚江西、河南两省；升湖广总督，后总督两广十年之久，总督云贵也十年之久。他在浙江立诂经精舍，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书传，不用扃试糊名法”。他在广州设立学海堂，也用诂经精舍的遗规。当时这两个书院成为国中两大学院；一时学者多出于其中（看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能收罗一时大师，请他们合作，编辑重大的书籍，如《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畴人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