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
《孟子字义疏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论语通释自序》）
他曾作《读书三十二赞》，其一赞《孟子字义疏证》云：
性道之谭，如风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则殊，知识罔罔，仁义中和，此来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广。以理杀人，与圣学两。
我们看这些话，可以明白焦循受的戴学的影响了。
当时有上元戴衍善说戴震临死时道：“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这话本是一种诬蔑的传说，最无价值。但当时竟有人相信这话，所以焦循做《申戴篇》，替戴氏辩诬，说：
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这种传说本不足辩；但这也可见焦循不藐视“义理”。他曾著《辨学篇》，说当日的学者治经著书约有五派：
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
他最恨的是据守，最崇拜的是通核。他说通核一派是：
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援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
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跼蹐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
焦循以通核自任，故阮元为他作传，称为“通儒”。通核之学在清儒中很不多见：章学诚与崔述皆当得起“通核”二字，但皆没有传人。经学家之中，只有戴震一派可称通核；如惠栋一派只能据守而已。
戴学后进，以高邮王氏父子为最能发挥通核的学风。焦循也属于这一派。他有与王引之的一书（见汪廷儒：《广陵思古编》十）云：
阮阁学（阮元）尝为循述石臞先生（王念孙）解“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与“终窭且贫”之文法相为融贯。说经若此，顿使数千年淤塞一旦决为通渠。后又读尊作《释词》，四通九达，迥非貌为古学者可比。
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
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即失之伪；必使古人之语言皆佶屈聱牙而不可通，古人之制度皆委曲繁重而失其便。譬诸懦夫不能自立，奴于强有力之家，假其力以欺愚贱，究之其家之堂室牖户，未尝窥而识也。若以深造之力，求通前儒之意；当其散也，人无以握之；及其既贯，遂为一定之准；其意甚虚，其用极实；各获所安而无所勉强：——此亦何“据”之有？
这里竟是大骂那些“据守”的汉学家了。他在《论语通释》（《木犀轩丛书》本）里有《论据》一章，也是批评这据守一派的。他说：
近之学者以“考据”名家，断以汉学；唐宋以后，屏而弃之。其同一汉儒也，则以许叔重、郑康成为断。据其一说，而废众说。苟子所谓“持之有故”，持即据之谓也。……必据郑以屏其余，与必别有所据以屏郑，皆据也，皆非圣人一贯忠恕之旨也。……九流诸子各有所长。屏而外之，何如择而取之？况其同为说经之言乎……
清儒治学最重立言有据。据是根据地。清儒所谓“据”，约有两种：一是证据，如顾炎武《唐韵正》所举“本证”与“旁证”是也；一是依据，谓依附古人之说，据为权威，如惠栋一流人之依据汉儒是也。
依据很像焦循说的“奴于强有力之家，假其力以欺愚贱”。然证据乃是清学的绝大贡献，必不可抹杀；抹杀证据，便没有清学了。但治学之人有时遇着困难，心知其意，而一时寻不着证据，难道遂不能立说了吗？不然。
治学之人不妨大胆提出假设，看他能不能解决困难，能不能贯串会通。若某一假设能“别是非，化拘滞”，“各获所安而无所勉强”，那么，这个假设便是可成立的假设；虽无所据，亦自可成立。
在那“襞绩补苴”的汉学风气之中，要想打破据守的陋气，建立有系统条理的哲学思想，只有力求通核的一条路。焦循的思想虽不能比戴震，然而在这一点上，焦循可算是得着戴学的精神的了。
焦循论性，大致与戴震相同。他说：
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性善解》一）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饮食，嫁娶以为夫妇，人知之，鸟兽不知之；耕凿以济饥渴，人知之，鸟兽不知之。鸟兽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鸟兽之性所以不善。……故孔子论性，以不移者属之上知下愚；愚则仍有知，鸟兽直无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鸟兽知有夫妇之别。虽有神农、燧人，不能使鸟兽知有耕稼火化之利。……故论性善，徒持高妙之说，则不可定；第于男女饮食验之，性善乃无疑耳。（《性善解》三）
《性善解》凡五篇，其要义如此。食色即是性；能知，故善：这都是和戴震相同的。
但这种相同是表面上的。焦循很佩服王阳明的哲学，根本上便和戴震不能相容。他所以能赞同戴震的性说，正因为戴氏论性，以食色为性，与阳明学派最相近。
但戴震论性，虽以食色知识为起点，却要人“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而充之”，“至于辨察事情而准”：这种纯粹理智的态度是与“良知”之学根本不同的，也是焦循不能了解的了。
焦循的儿子廷琥作焦循的《事略》，曾说“府君于阳明之学阐发极精”（《事略》，页一一）。我们看他的《良知论》，可以知道他何以不能赏识戴震的理智态度的原故了。他说：
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牧民者苟发其良心，不为贼盗，不相争讼，农安于耕，商安于贩，而后一二读书之士得尽其穷理格物之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此之谓欤？
焦循认普通人说的“良心”即是良知，所以要用这条捷径来治一般人，而把穷理格物之功让给一二读书之士。王阳明曾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下，二六）。
焦循也信仰愚夫愚妇的“良心”，故往往有反理智的表示，如主张贞女（《贞女辨》上、下）及辩护割股（《愚孝论》），皆是其例。他论割股，有云：
这种地方真可以见“良知”学说的大害。我们明白了这一层，方才可以了解焦循论“理”的学说。
焦循论“理”，也受了戴震的影响，故颇有貌似戴学的话，其实他们两人是有根本不同的。焦循说：
九流之原，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先王恐刑罚之不中，于罪辟之中求其轻重，析及毫芒，无有差谬，故谓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今之讼者，彼告之，此诉之，各持一“理”，哓哓不已。若直论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说以名分，劝以逊顺，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也。（《理说》）
在这一点上，焦氏未免误解戴氏的用意了。戴氏说理是条理；焦氏用“求其轻重，析及毫芒，无有差谬”来解释理官所以以“理”命名之意，这可算是给戴氏添了一个证据。
但戴氏只反对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只反对人人把自己的意见认作理；他并不曾反对那“析及毫芒，无有差谬”的事物的条理。焦循用诉讼作譬喻，要人置酒和解，而不要论其是非，这是向来儒家“必也使无讼乎”的谬见，怕不是戴氏的原意罢？他又有《使无讼解》一篇，说：
……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与情相通，则自不争。所以使无讼者，在此而已。听讼者以法，法愈密而争愈起，理愈明而讼愈烦。“吾犹人也”，谓理不足持也，法不足恃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天下之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尚何讼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