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各省督、撫，亦以用滿員為主，參用漢人特其不得已。
順治入關，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魏裔介為給事中，抗疏力爭而止。康熙時，三藩平，僅議山、陝兩撫不用漢人。時漢人為督、撫者尚多，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雍正朝，督、撫十七八皆漢軍旗，硃批諭旨，常斥漢軍卑鄙下賤。乾隆朝，直省督、撫，滿人為多，漢人仕外官能洊至兩司，已為極品。及季年，各督、撫凡敢抗。咸豐以後，始汰滿用漢。同治初，官文總督湖廣官罷，滿人絕跡者三年。僅英翰擢至安徽巡撫。當同治己巳、庚午間，各省督、撫、提、鎭，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然不久滿人勢力復盛。甲午後，滿督、撫又遍各省，以迄於亡。
其援用漢人，則先旁省而抑江、浙。
乾隆八年，杭世駿奏：「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又果於用邊省之人，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人。」
內外官制分別又嚴，地方親民官甚少昇遷之望。
明有行取之制，在外推官、知縣等可以入任科道。清乾隆中停止之。
亦無展布餘地。
清制於縣、府上加道，省、布政司。道、府、廳、州。縣，已成四級。上有督、撫為五等。長上加長，臨制益密。地方親民官，仰承奉迎之不暇，何論實濟政事？
「三藩」亂後，各省錢糧，掃數解京，地方絕無存留，更不必言建設。
康熙以前，各項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錢糧不解京者尚多。自「三藩」之變以來，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京。雖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地方扣留財賦，不解中央，其事始咸豐時。正是各省滿員淘汰，漢人重復起用之際也。
雍正以後，並以「火耗」歸入正項，地方更無餘款，更說不到實濟。
乾隆十年柴潮生上疏，謂：「康熙間法制寬略，州、縣於地丁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釐剔。自耗羨歸公，一世弊竇，悉滌而清。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端介有司不敢苟取，賢能者則以地方之財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間循吏多實績。自耗羨歸公，輸納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內部。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遂成天下之大弊。」
雖內如翰林編、檢，外如道、府長官，亦不得專摺言事。
清制，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科外，外官除督、撫、藩、臬外，均不准專摺言事。翰林院編修、檢討，皆由庶起士授職，士林欣羡，以為榮遇，然謀議不參，諫諍不納。寮友過從，但以詩、賦、楷法相砥礪，最高討論經籍訓詁止矣。較之明代以翰林儲才之初意，差失甚遠。翰、詹授日講起居注官得遞摺。道領數郡，府領數縣，職位於外官不為不崇，然清代旣上臨以督、撫、藩、臬，又禁不許專旣言事，以視漢之太守得直達天子者，相去已遠；就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之，更難相擬。
又嚴禁士人建白軍民利病。
順治九年，立臥碑於各直省儒學之明倫堂。凡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又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監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按：明史選舉志：「洪武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鐫立臥碑。」有云：「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惟並不禁立監結社與刊刻文字。即不許建白之禁，在明代實係具文。故生員把持地方，至顧亭林擬之為「魏博牙軍、成都突將」。至清代始對士人言論、結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實嚴禁。清初如金聖歎諸人，即因此橫罹非辜。自後士人遂無敢犯者。又按：明臥碑又有一條云：「生員內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詞，呈稟本學教官，考其所作簽名具呈，然後親齎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果眞才實學，不待選舉，即行錄用。」是明制不許生員建言軍民利病，而許其敷陳治道，與清制用意自別。
清廷又劃山海關以外稱東三省，其政制不與內地同。
按：遼河東、西岸，其地久為中國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衛滿之獨立，以至三國時公孫度之稱帝，其合則為中國之郡縣，其分亦中國人之事業。滿洲起於吉林長白山外，遼河兩岸皆逐步取之於明。及入關以後，惟恐中國不能久踞，故特以關外為其禁地，備作退步。稱奉、吉、黑為東三省，悉以將軍、都統治之，不許漢人出關。往來過山海關，必憑文票。奉天地方，非貿易營運人不准前往；准往者，仍不得冒濫入籍。吉林則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墾。不惟吉、黑兩省不能開發，而遼寧一省因與中國隔絕，其地文化亦有退無進。直至光緒末年，始仿內地行省例設立道、府、州、縣，並開放直、魯各省人得出關開墾。中國近代東北文化之落後，實由清人以私意閉塞之也。又山西歸化城、大青山今綏遠境。種地民戶，亦禁令不許私添。直隸平泉、建昌、朝陽、赤峯四州縣，今熱河境。亦不准多墾一畝，增居一戶。臺灣亦禁止內地人民偷渡。此等禁令，皆至光緒時始廢。
其對蒙古、西藏、青海，則一以舊俗羈縻。
扶植喇嘛勢力，禁止漢、蒙通商，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閉塞之情勢。新疆一省，亦劃為滿員衣食之禁地。直至左宗棠率兵平回以後，其禁遂弛，漢人接踵移殖，故其地開發情況較佳。
理藩院無漢人，使漢、蒙不相接，以便其箝制統治之私。
理藩院管理院務大臣滿洲一人，特簡大學士為之。尚書、左右侍郎俱各滿洲一人，間亦有蒙古人為之。額外侍郎一人。以蒙古貝勒、貝子之賢能者任之。
其用刑殘虐，則亦沿襲元明之制。
光緒三十一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請刪除重法三事：一曰凌遲、梟首，戮屍。凌遲，唐以前無此名目。遼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宋熙寧以後，漸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梟首在秦漢時惟用之夷族之誅。六朝梁、陳、齊、周諸律，始於斬外別立梟名。自隋迄元，復棄不用。今之斬梟，仍明制。戮屍惟秦時成蟜軍反，其軍吏皆斬戮屍，見於始皇本紀。此外歷代刑制，俱無此法。明自萬曆十六年定有戮屍條例，專指謀殺祖父母、父母而言。國朝因之，更推及於強盜。按：雍正時呂晚村即戮屍寸剉，則不止於推及強盜而已。一曰緣坐。緣坐之制，起於秦之參夷，及收司連坐法。漢高后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相坐律。惟夷族之誅，猶間用之。晉以下仍有家屬從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惡逆、不道，律有緣坐。今律則姦黨、交結近侍、反獄、邪教諸項俱緣坐。一案株連，動輒數十人。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漢文帝廢肉刑而黥亦廢。魏晉六朝雖有逃奴劫盜之刺，旋行旋廢。隋唐皆無此法，石晉天福間，始創刺配之制，相沿至今。」據此知清代用刑，實襲用歷代之重法。雖無明代廠衛廷杖之慘，而文字獄之深刻，則過於明尤遠。
大臣稍失意旨，輒下外廷判罪，陽示至公極仁，而外廷仰承鼻息，加苛倍刻，遂開有史未有之先例。
最著者，如年羹堯逮至京師，以雍正三年十二月。下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會鞫。具獄辭：「年羹堯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貪黷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當大辟。」然後由雍正下諭貸其死。凡清廷殺大臣例如此。其尤可笑者，清制，國恤，諸臣當於百日後薙髮。乾隆孝賢皇后崩，有錦州知府金文醇被劾違制，逮下刑部擬斬。乾隆以為不當，責尚書盛安沽譽，予重譴。而江蘇巡撫安甯又舉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薙髮如文醇，因並命逮治。且詔諸直省察屬吏有違制薙髮者，不必治罪，但以名聞。時塞楞額為湖廣總督，亦薙髮，具疏自陳。乾隆諭文醇已擬斬決，豈知督、撫中有周學健，豈知滿洲大臣中有塞楞額，因釋文醇、學健，賜塞楞額自盡。然學健終因此以他罪誅。蓋積威之下，廷臣惟務刻深免禍，乃至以薙髮一小節誅兩大臣。而清廷滿、漢歧視之心，更昭然若揭矣。
以清代與元代相比，清代漢化之程度特高，元恃武力，故輕視中國。滿洲無所恃，故刻意模倣漢化。而其為狹義的部族政權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