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纱车间主任李丹，是看着淑芬从学徒工成长为标兵的。
她没搞大阵仗，而是挑了个淑芬上中班的日子，带着机修车间的技术大拿孙大拿来了。
“淑芬啊，这台车最近有点‘闹情绪’，断头率老高，你手熟，帮丹姐瞅瞅？”
李丹把淑芬拉到一台细纱机旁，语气平常得像讨论工作。
淑芬习惯性地俯身检查，手指划过纱锭和罗拉，那份熟悉的触感和机械的嗡鸣，让她麻木的神经似乎被微弱地激活了一点。
孙大拿，外号“孙一榔头”，是个技术精湛但嘴笨心热的老工人，拎着工具箱在旁边打下手。
“淑芬，”孙大拿瓮声瓮气地开口，眼睛盯着机器，像是在对零件说话，“这机器啊，跟人一样。零件松了，得紧；轴歪了，得校；油路堵了，得通。坏了，不怕，咱能修！怕的是自个儿先泄了气，那再好的家伙事儿也白搭。”
他拿起扳手，用力拧紧一个螺栓，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你看，这不就稳当了？甭管啥毛病，找准症结，一榔头下去，该修的修，该换的换，总能转起来！”
李丹接口道：“就是！淑芬，咱人也是一样，遇到坎儿了，咬咬牙，过去就好了。年后车间还指望你带徒弟呢！你这手艺，可不能埋没了。”
孙大拿和李丹这一番“指桑骂槐”“借物喻人”的操作，充满了工人阶级特有的质朴智慧。
淑芬听着车间里机器规律的运转声，混着孙大拿那几句带着糙劲儿却首戳人心的“修理”道理，一股混合着感激和酸楚的暖流，终于艰难地冲破了麻木的冰层。
她抬起头，看向李丹和孙大拿，虽然没笑，但眼神里那层厚厚的灰翳，似乎被拂去了一些，露出了底下深藏的疲惫和一丝微弱的、被理解的触动。
“谢谢丹姐，谢谢孙师傅。”
她的声音依旧沙哑，却比之前清晰了许多。
组织的关怀，有时也体现在不那么正式的地方。
家属院里，那些平日里摇头叹息的邻居们，行动了起来。
王婶蒸了一锅暄软的大白馒头，趁热端了几个过来：
“桂兰，刚出锅的，给孩子们尝尝！”
李大爷把自己家腌的脆萝卜捞了一小坛子：
“老林，下饭！光喝汤可不行！”
前院的张技术员，家里有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晚饭后特意把音量开大了一些，放的是《血疑》。
山口百惠清纯的歌声和电视剧里温情的故事，隐隐约约地飘进林家小院，虽然淑芬可能没看，但那点人间的声响，本身就是一种打破死寂的力量。
这些点点滴滴，没有大道理，没有红头文件，却像细小的凿子，日复一日地，在坚硬的冰面上敲打着。
这股来自工厂、来自邻里，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暖流，带着官腔的郑重、市井的首白、姐妹的贴心、工人的质朴和邻里的烟火气，虽然未能立刻融化林家小院那深厚的冰层，却像无数根细小的暖针，持续不断地刺入那令人窒息的寒冷。
他们带来的，有实实在在的米面粮油，能解燃眉之急；
有几句或许听着笨拙、却满是真心的开导，像冬日里不那么烈的阳光，一点点焐着人心。
更重要的是，这些举动无声地宣告着：
林德厚在厂里的技术权威、省级劳模的威望从未褪色，淑芬没有被遗忘，林家更没有被抛弃。
这份来自“组织”的暖意，带着几分朴素的笨拙，却又透着股执拗的认真，正悄悄与林家内部那些同样笨拙却深沉的温情汇聚。
就像寒冬冻土里悄悄蔓延的根须，在绝望的冰层之下，一点点积蓄着微弱却坚定的力量，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