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送她们走进电梯。
电梯门合上。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转过身,看向走廊尽头。
“家属谈话室”的门牌在白炽灯下反射着暗淡的光。
我看了一眼手机。
11:24。
还有六分钟。
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将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等。
11:28。
诊室的门开了。
高跟鞋的声音——“嗒、嗒、嗒”——沿着走廊走来。
苏婉清走到谈话室门前,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咔嗒。”
门开了。
她侧过身,看着我。
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点头。
我站起来,走过去。
走进那扇门。
谈话室很小,大约十平米。一张圆桌,四把椅子,一个饮水机,一扇半透明的磨砂玻璃窗。
窗外的阳光透过磨砂玻璃洒进来,变成一片朦胧的、没有温度的白。
苏婉清跟在我身后走进来,将门关上。
没有锁。
她走到圆桌的另一侧,拉开椅子,坐下。
白大褂的下摆在她的腿上铺开,露出里面深灰色的西装裤和一双黑色的尖头细高跟。
她将双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
姿势和在诊室里一模一样——专业、克制、像是要开始一场正式的问诊。
但她的右手食指在轻轻地敲着左手的指背。
频率很快。
“坐吧。”她说。
我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
圆桌不大,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一米。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