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1]02
我们可以举出店员和商贩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个女店员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性主义者和欧文派的团体中，妇女权问题（18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无人提及）已经再次被提了出来，而且逐渐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工匠中。支持卡莱尔的受到审讯并蹲过监狱的妇女同胞，大多是出于忠心而不是信念。赖特夫人则大不相同，她是诺丁汉的一名花边修剪工，卡莱尔的自愿队员之一，后来因销售卡莱尔的一篇《宣言》而受到起诉。卡莱尔这篇宣言所包含的主张具有他的特色：
代议制政府很快看到把教堂和礼拜堂变成科学神殿……把珍爱教士变为珍爱哲学家是一种正当要求。我把国王的花招和教士的诡计视为社会的毒物……这两大邪恶联合起来破坏人们身心的安宁幸福，可能让我们忘却生活中的苦难。后者还力图用一个永恒幸福的希望，来愚弄我们。
赖特夫人为自己作了长篇辩护[39]，中间几乎没有人插话。辩护结束时。
赖特夫人请求允许她退下去给正在哭的婴儿喂奶。请求被准许了，她离开法庭20分钟。当她来回走过城堡咖啡屋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人向她鼓掌喝彩，所有的人都叫她别灰心，坚持住。
不久，即11月的一个夜晚，怀抱6个月婴儿的赖特夫人被投入新门监狱，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席子。像赖特夫人（还有利兹地区的曼夫人）这样的妇女，不仅要面对惯常的起诉，而且还得面对愤怒的保王派报刊的侮辱和暗讽。《新泰晤士报》写道，“这个卑鄙的不知道羞耻的妇人有好几个女性”陪伴，“这种情形还不足以震动每一颗反思的心灵吗”？她是个“**的东西”（这是对妓女的惯常称呼），“已经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廉耻心、畏惧心和端庄”。她的“可怕榜样”已经毒害了其他母亲的心灵：“这些具有女性外形的怪物，板着铁石般的面孔，公然出来支持下流粗俗可怕的亵渎行为，这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卡莱尔则写道：“她是一个身体相当柔弱但精神正常并没有问题的妇女。”[40]
报贩中判刑最长的人要算约瑟夫·斯旺，此人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名制帽工，1819年因销售小册子和一篇煽动性诗歌被捕：
甩掉镣铐，踢开奴役的颈轭；
现在就动手，否则锁链永远不能打破；
迅速起义吧，给他们致命打击。
他先是同重罪犯关在一起，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最后被定数罪并罚4年零6个月，其中2年为阴谋煽动罪，2年为亵渎诽谤罪，还有6个月是煽动诽谤罪。当这些荒谬的判决被通过之后，斯旺扬起他的白帽子并且向法官说：“你判完啦，全部就那些？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弄根绞索把我绞死呢。”他的妻子曾被短期拘留（因继续销售小册子）。她和她的4个孩子靠每周9先令的教区津贴过日子；卡莱尔和科贝特都曾给过他们一些帮助。科贝特本人确实对斯旺的案子特别有兴趣。卡斯尔雷自杀后，科贝特颇为得意地给斯旺写信，上面有对卡斯尔雷的咒骂：“卡斯尔雷已经割断自己的喉咙，他死了！愿这消息能传到你所在的地狱深处……并给你受难的灵魂带去安慰！”斯旺服刑4年6个月之后，“走出了切斯特堡大门……他的思想仍像以前一样顽固。他继续从事制帽业，但并没有停止活动。”1831年11月，《贫民卫报》报道了斯托克波特治安官法庭发生的诉讼案，被告就是约瑟夫·斯旺，罪名是销售“无印花税报刊”。法庭主席克拉克上尉问他在辩护中有什么话要说：
被告——先生，我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我也无法找到工作，我家里人都在挨饿……另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卖这些东西是为了我们同胞，让他们知道议会并没有代表他们……我想让人民知道他们是怎样被蒙骗的……
法官——住口。
被告——我不！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读读这些出版物……
法官——你太放肆，你要因此被判处3个月监禁，进纳茨福德感化院，做苦工。
被告——我一点也不感谢你；只要我能出来，我还要卖。你记住（看着克拉克上尉说）我第一份就要卖到你家里。
约瑟夫·斯旺随后被强行带离被告席。[41]
在20世纪论述民主的华丽文章中，他们大多数已为人们所遗忘，原因是他们冒失、粗俗、过分真诚或者说是“狂热”。而那些模仿他们的做法传播进步的载体，那些接受政府津贴的《一便士杂志》和《星期六杂志》（其销售者没有一个被起诉）却挤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资力雄厚的商业性报刊，虽说只是到40年代和50年代才真正开始引起激进读者群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大众化的出版物如克利夫、豪伊特、钱伯斯、雷诺和劳埃德等人的报刊，仍然是从激进主义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这场斗争的两个后果也许是尤其要注意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然而在某些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称，这些对权利的要求，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遗产的继承，此说恐怕难以成立。奇怪的是，在1792年至1836年的斗争中，工匠和工人们却把这种传统当作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其中加进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利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无拘无束地传播这种思想的成果。
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称为“才智蒸发会”是极为准确的。卡莱尔非常自信地认为，“读小册子注定会在人类中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必然的变化”：
严格地说，印刷机也可以称为用于人类心灵的乘法口诀表。印刷术使人类的心灵成倍地丰富……小册子销售者是改革机器中最重要的推动力。[42]
欧文曾怀着救世主式的、但却是机械的乐观主义情绪仔细考虑过以宣传的方式建立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即使这当中有一部分理性主义的幻想，我们还得考虑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后果：从1816年到1836年，这种“成倍增长”似乎发生了作用，因为代表工人阶级激进的“无印花税报纸”编辑及撰稿人，一直在利用具有倍增效应的印刷机器；而且前25年的经历已经使全国各地的能够接受他们现在读到的东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激进组织的稳步发展中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已从大城镇和工业区发展到小选邑和集市小镇。六项法令之一（有权搜查武器）只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某些特定的“骚乱区”实行。[43]从1832年以前一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在每一个郡、许多最小的集市，甚至在较大村庄建立的激进派的核心，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当地工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克罗伊登、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蒂弗顿和汤顿、南特威奇或切尔顿哈姆这类中心地区，都有勇敢大胆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派或宪章派团体。在伊普斯威奇，团体是由织工、马鞍工、马具工、裁缝和鞋匠组成的；在切尔顿哈姆是鞋匠、裁缝、石匠、家具匠、园丁、泥水匠和铁匠——他们都是诚实可敬的人——才智方面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44]这些人都是被科贝特、卡莱尔、赫瑟林顿和他们的经济人“发动起来的”。
“诚实可敬的人……”——人们对这种自修者的文化从来就没充分分析过。[45]虽然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并不充分；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初等教育水平：
我清楚地记得在宾利上的第一所半日制学校。那是在磨坊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教师是个穷老头，以前做着一周12先令的简单零活，现在开始教半日制学生。但他生怕教得太多太费时，上课时他还得在一个大木板上借助沉重的木槌打制的垫圈。[46]
这也许是18世纪30年代早期最糟糕的“教育”了。较好的乡村学校，或由工匠们赞助的收费低的学校，在20年代还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在这段时期，主日学校开始摆脱了（尽管是缓慢的）教学写作的禁律。与此同时，第一批全英的国家学校（无论它们多么不完善）也开始发挥某些作用了。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工匠、织工或纺纱工还得靠自学。他们自学的程度可以从科贝特的教育作品的销售量中看出来。他的著名的《英语语法》出版于1818年，6个月中就销售了13000册，在此后的15年中又卖出了10万册。[47]而且我们还必须记住，销量（或刊物的发行量）并不等于读者数量，因为同一本书或报纸会被人借阅，朗读和经过很多人的手。
工人们的“中等教育”有多种形式，单个自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工匠，他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长期住在愚昧无知的社区里，为了找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流浪。姑且不论因战争而被迫流动的人，单是出国的技工就有许多；成千上万的人移居美国和别的殖民地（不仅仅是贫穷所致而且出于对机会和政治自由的渴望）。其相对的便利程度也可以说明国内的社会生活处于普遍的流动状态。在城里，兴盛同时也是猥亵的平民文化同比较斯文的工匠传统并存。19世纪早期的许多歌谣证明，当时的保王派和激进派曾利用歌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816年至1820年上演传奇剧的大众剧场也许最适合雅各宾派和“老激进派”的口味。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起，剧院，尤其是地方剧，就成为敌对派别在幕间休息时以“点歌”方式互相挑衅的场所。一个“雅各宾式革命者、平等派”描述过1795年北方某个港口城市的一家剧院的情况：
……由于剧场通常是志愿兵军官们竞选的地方，这些好战的英雄们……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还命令观众起立脱帽……我既不起立，也不脱帽，以此蔑视军人。[48]
只是在镇压年代，这首歌（以其对雅各宾派的“奸诈伎俩”的揭露）才取代了“古老英格兰的烤牛排”成为“国歌”。然而，当战争还在继续时，听众们并不像他们的后代人那样时常被“教会与国王”派暴徒轻易吓住。1812年，设菲尔德的一家剧院发生了**，起因是从德文郡南部来的军官坚决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坐在廉价席上的观众则坚持不要唱……一个扰乱者还被送进了监狱。[49]
19世纪的大多数剧院**（即使仅仅表现为正厅前座观众同顶层楼座观众之间的对抗）都具有一定的激进主义色彩。那些有专利权的剧院对与他们对抗的小剧院甚为提防，因为后者推出的“滑稽小歌剧”以及“让马、猴、狗、舞剑术、翻筋斗人和走钢丝演员进行的表演令人感到羞辱”[50]，那里的观众热情奔放的危险情绪也让雇主们厌恶。1798年，伦敦造船厂附近的“富裕商人、造船业主、制绳业主”以及其他雇主向政府请愿，并抱怨说伦敦塔附近忠诚剧院的表演鼓励了“他们中的许多制造商、工人、仆人以及其他人的“浪费和**恶习”。[51]（这种控诉已经持续了200多年）。1819年，在有名的“歌剧票价”骚乱中，混乱狂暴席卷伦敦中心区，一夜接一夜，一周连一周，因为特鲁利街的剧院门票涨价之故。正是当局对剧院场所混乱一团的闹事和骚乱治安特别反感，才使得那些专利剧院把自己的专利权的垄断保持到1843年。
平民剧院的艺术造诣是不能同它的活力媲美的，对激进派的感情最有积极影响的并不是小剧院，而是莎士比亚的复活。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伍德、班福德、库珀以及许多自学成才的激进派和宪章派作者都习惯于在自己的论述前面冠以莎士比亚的语录。伍勒从文最初是就从戏剧批评开始的，1825年办的纯粹为工会报纸的《行业报》不仅辟有运动栏（报道职业拳击赛以及雄狮尼罗同6条狗之间的竞赛），而且还有戏剧批评栏。[52]在1780年至1830年，其有大众性的，而且也是最复杂最优秀的艺术都是政治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