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吉尔雷和罗兰森的时代，其次是乔治·克鲁克香克的时代，虽然这也是其他许多漫画家的时代，这批人中有些是有能力的，有些则是在粗制滥造。这种艺术首先是大都市艺术，漫画家们的人物原型只要是乘马车从他们的版画店通过，他们的政治（或个人）的罪恶连同他们自己就会被漫画家们无情地勾画下来。无论哪方的人都无一幸免，瑟尔沃尔、伯德特和亨特常常被保王派描绘成野蛮的纵火犯，一手拿着燃烧的火把，另一手拿着手枪，腰带上还插满屠夫用的各种刀；克鲁克香克则把国王（1820）描画成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懒洋洋地躺在王位上的人，他四周是破酒瓶，屏风前还点缀着几个色情狂和大**的妓女。（主教们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这种深受大众欢迎的版画根本不是一种为文盲服务的艺术，因为他们不认识从画中人物嘴边吐出来的全部文字道白就是证明。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参加这种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版画店的橱窗前站很久，想法辨认出吉尔雷或克鲁克香克的最新作品中的那些复杂的可以直观的细目。例如在香苹果巷奈特的画店、费尔伯恩在勒吉特山附近的画店以及霍恩在舰队街的画店（萨克雷回忆说）：“以前这里总有一群……性情温厚乐呵呵的技工，他们琢磨这些韵文的含义，然后说给他们的同伴听，其中的幽默之处常使他们发出会意的微笑。”版画造成的影响有时是巨大的，舰队街常被一群群的人堵住；克鲁克香克认为，他的“银行限制票据”（1818）使一项死刑制度（使用假币者当处死刑）被废除了。18世纪90年代，政府实际上是唆使吉尔雷卷入了反雅各宾运动。在战争期间，版画的主流是爱国主义和反天主教的（约翰·牛在这些年又恢复原样），然而在国内问题上它们则分歧很大，而且通常是亲伯德将军的。战后，激进主义版画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了。即使是在卡罗琳王后**期间亦然。因为起诉会遭致更多的嘲讽。运用各种画面的变化（虽然许多从业者的作品粗糙），版画仍不失为一种技艺高超的大都会的艺术：它可以是刻薄而诙谐的或是直率无情和暴露的；但无论哪一种，它都靠获取街头巷议的材料和靠熟悉的哪怕是少数参与公众事务的人的行为及其性格上的弱点，才能设计出——一幅发人深思的影射时事的宝鉴。[53]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剧院和画店文化比激进工匠的文学文化更通俗。因为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自修者文化其主调是道德节制。人们通常把它归因于卫斯理宗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无疑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清教的性格结构强调道德诚实和自律，这使人们在白天辛劳之后继续在烛光下读书学习，但我们还得提出两个重要的保留意见。第一，卫斯理宗是一种强大的反理性势力，英国大众文化从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在卫斯理原本要涉入的圈子中，卫斯理将其教授的阅读面限制为相对狭窄的范围。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一系列书的节本，这就构成卫斯理藏书的主要部分。[54]19世纪早期，地方传教士和小组领袖们受到鼓励，要他们读更多的书：巴克斯特的重版书，卫斯理教派运动的圣徒记和“传教记事册”。但他们不相信诗歌，哲学、圣经批评或政治理论被视为禁忌。卫斯理教派的教育完全是“心灵纯洁”能给人带来幸福，无论他们的地位和才艺如何。这一教义给该教派增添了平等主义的精神魅力。但它同时（有时是在极广大的范围内）也为那些几乎未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无知的借口。黑兹利特揭露说：“这是无知和愚昧的全权证书”。”
那些……不能或不愿全面地理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立即就可以免除这种义务，只须告诉他信仰和理性是相互冲突的就行了。[55]
面对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持续不断的抨击，卫斯理宗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辩护说：没有监督的文化知识是“魔鬼的陷阱”，这方面的证据是太多了。
卫斯理宗的某些支派如卫斯理宗唯一神派（一个奇怪的联合体），特别是新教团，比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其宗教集会也同较老的反国教派相似。然而，卫斯理传统的主流都是对启蒙渴求的一种不同方式的反应。我们已经提到卫斯理宗同中等阶级的功利主义之间的潜在亲缘关系。当我们想到边沁和他对“变戏法的”迷信的憎恶，这事就显得有些奇怪，时代精神却一直在促成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卫斯理派不赞成理性的探究，那么他们则可能把获得有用知识视为神圣和充满益处的。当然，关键是有用性。单有劳动纪律是不够的，劳动力还必须获得较高级的学识技能。机会主义主张——研究大自然没有害处，因为它是上帝所创造规律的明证——早已同基督教的辩解相融合，于是便产生了早期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奇特现象：非国教派牧师手按旧约全书，眼睛却对着显微镜。
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从2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中感受到。科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数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卫斯理派看来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追求没有同政治和思辨哲学搅在一起。功利主义者正在营建的实实在在、可以统计的理性世界同样是符合卫斯理派口味的。他们还编出了主日学校学生的统计表。（有人认为）如果邦廷也能用查德威克计算出保持一个穷人有力气劳动的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般的正确性来正确地计算出所谓心灵皈依程度的话，他早已很高兴了。所以在教育上的尽力和普及“进步”知识连同提倡信仰上帝方面，非国教派和功利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在20年代，这种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其中还有道德训诫（和描述无人看望的汤姆·潘恩在临终**纵酒狂言的文章）的印张上，边靠边地印出了有关委内瑞拉植物群的小注释、里斯本地震死亡统计、菜谱、水力学等的注释：
每一物种……都需要不同的食物……林奈说过，奶牛吃的植物有276种，不能吃的有218种；山羊吃的449种，不吃的有126种；绵羊吃的387种，不吃的141种；马吃262种，不吃的212种；猪比以上任何动物都挑食，只吃72种植物，其余一概不吃。然而，造物主还无限慷慨，他们以自己的博爱为无数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并抚育着它们！“所有这些生物都注视着他，他张开自己的手，满足每一生物的愿望。”[56]
而且，在20年代，政治经济学就被视为道德学有用知识的第三伙伴，它所论述的是上帝赋予的永恒不变的供需法则，资本甚至比猪更挑食，他只选择勤劳顺从的工人并拒绝其他任何人。
因此可以说，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对明晰的劳动人民文化并没有贡献多少积极的理性成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为知识的寻求增添了些诚实的心灵。（阿诺德后来还认为非国教派传统是相当无知的，对“甜蜜光明”漠不关心。）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保留意见，即工匠界是节制的，就是源于这一点，道德节制实际上是激进和理性主义宣传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过去的非国教派和雅各宾派传统。这并不是说激进派不存在酗酒和游行队伍混乱的问题，伍勒只是激进领袖中据说相当喜好杯中之物的一员，而且我们都知道伦敦酒馆和兰开郡的黑店都是重要的聚会场所。然而，激进派竭力要把“暴民”的污名洗干净，他们的领袖也不断地表现出一幅节酒的形象。
此外，强调节酒还有别的动机。巴恩的议会改革联合规章（1817年1月制定）中有一条是很有特色的：
真诚建议每个会员不要把自己的钱花在酒馆里，因为那些钱的半数都成了养肥腐败蛆虫的税金。[57]
战后年间，亨特和科贝特都大力号召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还特别宣传以清水代替烈酒或啤酒的种种好处。节酒是卫斯理宗派的一个标志，还是科贝特感到有必要予以赞扬的唯一特点：“我在很大程度上把酗酒视为灾祸、苦难和犯罪的根源，它危害整个社会。”[58]这并不是科贝特的一贯主张，在别的场合他也可能替劳动者哀叹啤酒的价格。然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这一普遍的道德戒律。节酒是那些在吵吵闹闹的非技术工的冲击下保住了自己地位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独有的意识。卡莱尔在谈到自己早期的成年生活时写道：
我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积极好动而又勤恳的人。从早到晚……下工之后我便回家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一起，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令人愉快的了，我一向讨厌酒馆……我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不能好好利用每一个先令的人……就是一个傻瓜。[59]
他曾多次省下饭钱，“回家时带着一些6便士刊物以供夜里阅读”。这种情况在威廉·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著的《生活与斗争》中表现得特别令人赞叹和感动，其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我们所要描述的一切。
共和主义者和理性思想者的这种倾向在受到多次攻击后反而增强了。保王党人的讽刺诗文及教会牧师的说教，把他们指责为声名狼藉的罪恶典型。于是他们就要力图说明他们的人品和非正统观念一样无可指责。保王党人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充满血腥的盗贼厨房并把理性圣堂比作妓院，他们则同这件奇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对于性关系不正常、财务处理不当以及缺乏家庭道德这类指责尤其敏感。[60]卡莱尔在1830年出版过一本充满说教的小册子——《道德家》，科贝特著的《致青年人的忠告》则只不过是一篇措辞较诚恳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其主题同样是勤劳、忍耐和自立。理性主义者对这样一种指责当然是特别反感，即拒绝基督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的解体。沃尔尼的有影响的《帝国毁灭》被译为英文小册子问世，他的《自然定律》，以对话的形式主张凡可敬的品德都必须根据社会功利的法则坚决遵循：
问：你为什么说夫妻之爱是一种美德呢？
答：“因为和谐的结合是夫妻之爱发展的结果，它可以使夫妻在天伦之乐的气氛中养成很多好习惯，从而有利于家庭的兴旺和稳定……”
如此等等一共占用了大半页篇幅。其后各章是论知识、节欲、自制、清洁、家庭道德等，读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道德大纲。即使在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异端邪说，如同欧文氏的公产主义者那样，那它也是以清教式的热诚表达出来的。[61]20年代早期，曾有一小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极大的勇气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避孕法。他们坚信，“勤劳阶级”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唯一道路是限制自身人口的增长。如果有人提出这些方法会导致性自由或个人自由，普雷斯和他的伙伴们恐怕也会大吃一惊。[62]
轻浮或享乐主义并不符合激进派和理性主义者的意愿，这正如它不符合卫斯理宗的意愿一样。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都深受非国教派传统的影响。然而，人们有可能太按照书面的记载和某个雄辩家的公开形象来作判断了。在实际的运动中，不仅是霍恩，而且还有赫瑟林顿、洛维特以及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不断地向人民传播令人欢乐快活的信息，同他们的大师卡莱尔的主张相比，他们的主张更温和，更幽默，更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他们没那么多说教，但决不是没有决心，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效法卡莱尔或沃尔尼的理性主义的工匠们，在行为方式上却同卫斯理教徒如出一辙；一方面建议节酒和清洁，以此表示对上帝和权威的遵从；另一方面又说这些都是立志废除教士谋略和国王诡计的群众所必需的品质。对于一个不懂这种语言的观察者来说，这两种说法在道德属性上是无法区分的。但这仅仅是部分情况，因为沃尔尼著作的各篇标题后面还要加上“社会美德”、“正义”这类词。同样的训诫既可用于拯救个人的灵魂，又可作拯救一个阶级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激进的和具有理性思想的工匠非常真诚地相信公民的积极责任。
除节制而外，工匠文化还懂得了探究知识、重视合作的必要性。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品质的充分表现。自修者的理解力常常是经过困惑的周折、费尽辛苦而获得的；但这理解力却是他自己的。因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自己探索知识，他也就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他的思想没有局限在正规教育的固定常规中。当局过去曾力图镇压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大大冒犯当局的。所以，他们乐于倾听任何新的反对当局的观点。这便是工人阶级运动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从1825年到1835年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文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人们为什么在当时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和公产主义方案面前摇摆不定。（这种工匠文化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像酵母一样起着发酵作用，因为那些自力成功的人及20年代工匠的子弟又为这种文化增添了活力和多样性。）我们所说的合作精神指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我们已在伦敦通讯会中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情况，为目不识丁者朗读报刊的习惯也要求——这也是必然结果——把每一次读报活动转变成与此有关的小组讨论：科贝特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提出他的主张，织工、织袜工或鞋匠则就此进行讨论。
同这种小组并立的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共进会，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意在学习知识，通常由其中的一个成员领导。[63]在这里，以及在机工学校中，礼拜堂及激进派的某些传统开始融为一体，但两者共存是不容易的，也不总是相安无事。机工学校的早期历史从1823年成立伦敦技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其本身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在激进工匠或工联主义者看来，伯克贝克博士和一些非国教派牧师及信奉边沁学说的专业人士热心帮助他们建立知识促进中心，是应该大受欢迎的。但他们决不准备因这些帮助而答应任何条件。在近年的某些论著中，布鲁厄姆被说成是一个伟大的但又是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但在1823年的“老激进派”看来，他根本就不是如此。1817年，他们曾看见他为密探制度作辩护（科贝特在一次讲话中曾一再提及）；在卡莱尔的运动**时期，他们又看见他站在下院，宣称他对“最近的几次审讯结果感到高兴”，并认为被告们出版了“一大堆下流之极罪大恶极的东西”[64]。布鲁厄姆对学校的热心一开始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怀疑，普雷斯曾几次试图充当布鲁厄姆（普雷斯在私下是看不起他的）和伦敦工会人士（他们比较公开地怀疑他）之间的中间人，但他的努力不大可能消除他们的疑惧。他们在管理、财务独立以及学校是否应该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后一问题上，普雷斯和布鲁厄姆压倒了霍奇斯金。在前两个问题上，伯克贝克热烈主张筹集资金扩充学校设备，他的意见压倒了罗伯逊、霍奇斯金和约翰·加斯特的建议——如果办事的雄心小一点，工匠们自己就能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还可以拥有并且控制一切。
以上两个意见被否决，以及布鲁厄姆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开张（1825）都意味着控制权转移到了中等阶级支持者的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到1825年，《行业报》已经把伦敦技校看成是一件失败的事，因为它依赖“上层人物和富人”：
学校成立时曾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普遍的情绪，希望它能代表伦敦的技工，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受挫……我们完全相信为使学校成为最辉煌成功的事业，技工们自己是可能而且也会提供一切必需的财金的……
在全国各地，技工学校的历史更是多姿多彩。在利兹（如哈里森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学校一开始就为中等阶级赞助者，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厂主所控制；在布雷德福和哈德斯菲尔德，学校曾一度为激进工匠所控制。2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的趋势是，工匠传统开始逐渐让位于对下层中等阶级的传统，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也逐渐进入教学大纲。然而，即使在1830年，运动仍然保持着非正统的面貌（原因是它有一大批信奉功利主义和唯一神论的赞助者），从而使许多国教派和卫斯理宗牧师对它敬而远之。1826年，一位约克郡的本堂牧师曾把机工学校看作是推行普选权和“普遍理性思想”的代理机构，并且及时蜕化成为雅各宾俱乐部和成为不满情绪的摇篮。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个副牧师曾攻击莱斯特机工学校的管理人员把学校引上了邪路，使之变成了“传播异教思想、共和主义和平等原则”的场所。据说在他的图书室里收藏的报刊中就有卡莱尔的《挑战者》。[65]
我们已经谈到20年代的工匠文化。这一术语是目前最准确的一个，但它仍旧是一个近似术语。我们发现用“小资产阶级”这个词（通常有轻蔑意味）是不恰当的；而要把它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却又为时过早。然而，要给工匠下出定义我们就应该了解他的周围环境，这在一方面涉及伦敦的造船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操作工；另一方面又涉及那些地位已经衰落的工匠，还有外作工。在科贝特看来，这些人包括“帮工和劳工”，说得更简单点也就是“人民”。1820年，他在给兰达夫主教的信中说，“我认为阁下深受蒙蔽，竟然也把人民，或老百姓——既然你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视为一群不懂事理的人”：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人民并非津津乐道于小事琐事，他们既不欢喜口若悬河的雄辩言辞，也不喜欢模糊空泛的言论主张，在过去的10年之中，他们的思想已经经历了非常伟大的革命……
请允许我……说……根据我的某些了解，目前这些阶级比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更进步……他们比议会和大臣们看得更远。——他们追求知识时就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没有特殊利益；因此，他们的判断也不会受到偏见和私利的蒙蔽。除此之外，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是完全自由的。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转变到另一个人的其他思想。任何意见都能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讨论，人们之间没有猜疑，没有傲慢，也没有不必要的谨慎小心。因此也能很快找到真理。[66]
这是哪一种主张，哪一种真理呢？
（潘兴明译）
[1]选自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H。梅休：《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第1卷，22页，1884。